“六一”儿童节前，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提请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进行了二审，明确规定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去年，《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获得批准，不能把6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近些年来，各地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断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构建未成年人保护的体制机制下了大量的功夫，值得肯定。但是，对于农村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还必须考虑他们的现实情况，采取综合措施，切实保护他们健康成长。
　　其实，早在1987年，民法通则就对儿童监护制度做出规定，明确未成年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自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又明确，对不能履行监护责任，符合七种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资格。这“七种情形”就包括：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等等。可见，对于儿童权利保护，我们并非缺少法律，关键是如何依法落实。
　　拿“福建仙游县全国撤销父母监护权第一案”来说，村民委员会曾被指定作为受害人林某的监护人，但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根本无法给予9岁孩子家庭的温暖。最终，孩子被送到了儿童福利院抚养，而福利院负责人则再三对媒体表示，不要过多对外曝光孩子的生活，他们除了想要保护孩子的隐私之外，更多的还是担心，儿童福利院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无人监护的孩子。
　　留守儿童是农村社会一个特殊群体，如何关爱他们，让他们像其他儿童一样健康成长，是我们整个社会不能不认真考虑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保护、关爱留守儿童这道共同的考题前，法律、政府、社会、学校、家长，任何一方都不能缺位。只有建立包括各方在内的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机制，他们才能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在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中，最缺乏的就是父母的关爱。无人引导的青春期，以及因父母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安全感缺乏，让这些孩子很容易迷失自己。而这种“迷失”，如果无法得到来自父母的及时纠正，学校教育又难以提供家庭那样的细微关爱，仅靠“自我矫正”的留守儿童，难免在歧途中越陷越深。
　　解决6000多万留守儿童问题，父母之责从来都不应该缺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在教育子女方面，父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父母监护责任能否履行到位，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更关系到孩子能否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关爱留守儿童，是一种“必须”。但是他们的父母要外出到城市打工，以便挣钱养家糊口。要想用“召回”父母的方式消除“留守”现象，既不现实也难以长久。因此，关爱留守儿童，除了立法强调父母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社会制度支撑。需要加强学校的教育、家长的监护，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社会治安环境的治理。政府、学校和留守儿童家庭都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留守儿童的生命和安全教育，让他们学会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经常要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家”的温暖。与留守儿童距离上更为接近的学校和老师，应该更多地承担起关爱孩子的社会责任。
　　从解决父母与儿童分居的角度出发，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拓展种植、养殖集约化、产业化规模经营，让一大批农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此外，农村学校的撤并、恢复也要统筹规划，让在家门口就业的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就学。再者，要尽快打破城乡户籍壁垒，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让他们在城里能够安居乐业，同时，城市教育机构也要更多地向外来务工人员开放，让留守儿童不必再留守老家，可以跟随父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