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在农业部门普遍实行“规模经营”的不现实外，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小农家庭经营”未必就是不高效的，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家庭经营反而有其内在优势，而且，“小农家庭经营”也未必就成为农业实现产业化的必然障碍，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在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即使土地制度已经改革到足以使农村土地充分顺畅流转的情况下，“小农家庭经营”的长期存在也具有其无可置疑的合理性。 

关于土地经营规模和土地使用效率究竟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即“大农”是否就比“小农”高效的问题，我很赞成苏州大学夏永祥同志的观点，实际上，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关键看你采用什么指标去测度。如果以土地产出率作为衡量标准，则土地经营规模和土地产出率不成正比，甚至“小农”的产出率高于“大农”的产出率，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农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对117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公顷单产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是以小规模农场为主，所以，可以肯定，由于“小农”的精耕细作，“小农”往往有可能比“大农” 取得更高的产出率。而且，大家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个效率问题，对于一个世界上的头号人口大国来说，保证土地的产出率——即保证吃饭问题，比获取任何货币意义上的经济效益都更具有战略意义，我就从来未敢相信已经卸任的朱总理的那句豪言壮语——两三年内农民不种田中国人也有饭吃。当然，夏永祥同志的研究也证明，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确实是成正比的，但是，我国农村的现实正是资本短缺、劳动力剩余，就业问题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头等大事，所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以劳动力来替代资本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正好从反面证明，要想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不能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小农家庭经营”在我国的长期存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再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察农业的生产过程，你会发现，如果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小农”的长期存在不仅是实践中的必然结果，而且它也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的。这是因为，其一，农业生产过程要受到劳动对象生命节律的调节，有着严格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这就要求农业在经营方式上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而“小农家庭经营”因其组织规模小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其二，农业生产既要受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大市场”的挤压，具有很强的比较“劣”势，复杂的自然、经济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克服这种不确定性需要灵活的信息决策机制，而集中决策难免存在时滞，家庭经营因其小规模而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其三，即使“大农”能够发挥它的规模优势，但因其组织规模大，必然要付出比“小农”大得多的管理、监督成本；反过来说，即使是在忽略家庭亲缘关系给生产组织过程带来的正效益的情况下，“小农”经营仍然比“大农”经营更节约交易成本。 

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如何实现产业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所以，说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担心，“小农家庭经营”会不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障碍呢？大家想一想，什么是产业？从构成产业的各个生产主体来看，产业实际上就是一大批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构成的集合，因此，形成产业的关键不在于集合中“元素”的大小，而在于这些“元素”能否有效地聚合起来。如果能通过一种组织方式，把一个地区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整合为生产同类产品的集合，在市场上采取共同行动，那不就是一个产业吗？由此看来，在实行“小农家庭经营”的农村地区，实现农业产业化不是不可能的，而是缺乏与此相适应的组织资源，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小农+农协”模式不仅使他们的农业实现了产业化，而且还使他们的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这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当然，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以农户联合的方式来实现农业产业化，确实需要付出一定的组织、制度成本，但是，为了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做出这个牺牲不仅是值得的，而且也是我们面对复杂弈局稳中求胜的唯一应对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