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一个有良知乡党委书记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上书中对当前“三农”问题最朴素的描述，农村的贫困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增加农民收入、遏制农村贫困蔓延已成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焦点。然而人们在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的收入贫困，而忽视了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这一事实。

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 53倍提高至1999年的1.96倍，城乡差别一目了然，为农村的相对贫困作了极为清晰的注脚。而全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 226 7提高到1999年的0. 336 1，则说明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了48%，贫者更贫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有数据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已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预示着农村贫困正在蔓延。

上面的分析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农民收入贫困分析。它只反映农民贫困程度和结果，是一种纯粹的“数量”分析。作为经济增长的逆命题，贫困不仅有其数量表现，更有其质量内涵，尤其是在我国年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绝对贫困人口骤减、相对贫困矛盾突出的今天，人们就更有理由关心贫困的质量，探究贫困的根源。据此人文贫困作为收入贫困的对称命题应运而生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下的定义是：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这个定义至少给我们两个方面启示： 

首先，贫困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衣食无着或收入低下，它的内涵被大大地丰富了，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当前农村人文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棘手。从农村15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来看，199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1.3%，在农村就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0. 0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4.5%，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2. 25%； 农民贫困与其说是收入贫困不如说是知识贫困；农村卫生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四川省农调队最近所做的农村住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万人只有医护人员3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仅占13. 4%，有30%农户饮水不能达到安全卫生标准，45. 3%的农户厕所人、畜共用，农民的健康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甚至会因病致贫，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农村人文贫困还表现在农民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根据四川省农调队的调查，平均每百个农户有电话2.4 部，有线广播覆盖率仅达69%，有85.6%的农户生产安排依靠干部宣传，只有42%的人参加过科技培训；而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 3%的用户是农民，因特网在城市的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显然，上述种种不利条件限制了农民的选择。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的低下，基本社会保障的滞后甚至缺失，严重妨碍了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经济活动能力、收入创造能力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实现，这是造成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人文贫困的定义还告诉我们，贫困的根源在于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换言之，要消除贫困，就要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是要使人们除了获取实物和服务的能力之外，还有实现长寿、身体健康、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我国农民恰恰很大程度地丧失了这种机会的选择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经济发育滞后……都影响着农民选择权的发挥，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迫使农民放弃选择或降低农民选择效率的诸多因素中，来自政府的体制障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合理的体制对农民致贫“贡献¨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