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养猪生产的持续发展，猪肉市场的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态势，这种市场态势对养猪生产的直接影响就是养猪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众多的企业都在良种化、科学饲养管理、健康控制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下工夫，提高生产率水平，降低生产成本，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面对买方市场的竞争态势，以及近年来人们对猪肉口味产生许多抱怨：肉味淡，肉质不够鲜嫩，也有的消费者喜欢“野味”和“返扑归真”的消费愿望，于是有的地方开始饲养野猪或新野猪，所谓新野猪就是引进猪种与野猪的杂种后代。从猪种发展的历史和技术发展的实际，饲养野猪或新野猪会带来许多问题，不是解决猪肉质量的好方法，一般也不会带来企业的长远发展。
　　从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人类用了近万年的时间，才把野猪驯化为家猪，从遗传上来讲，野猪驯养为家猪，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基础，只是在人类控制的比野生状态好的环境中饲养，供应较为充足的饲料（免去野生状态下食无保障的困扰）人类为其提供一个棚圈，既可以防止猪只的走失（逃跑），又可以使其“居有定所”可以免除野生状态下恶劣（炎热或严寒）自然环境对其生存的威胁，在长期的驯化过程中，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改善），其体型外貌、生产性能、性情及适应能力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改变了不驯服、攻击人类，肉食性能差等的问题，猪成为基本家养动物，猪肉成为人类的基本肉食品来源。经过漫长的隔离（地理）选育，人类把家猪分化为不同的品种，我国的本地猪种就是通过隔离方式选育的，本地猪种在畜牧业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本地猪种与人建立了很好的和谐：猪的杂食性使其可以利用的食物很多，因此很容易饲养；驯化的家猪在人的精心饲养下，很容易肥育，猪肉可以改善调剂人们的生活；猪粪尿又可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在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中，人与猪就是这样的关系，囿于时代的特点，相对比较闭锁，经济不甚发达，技术也不甚先进，养猪生产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家庭副业。
　　传统的教科书对我国的本地猪种给予很高的评价：耐粗饲、产仔数量多、抗病、适应性强、性早熟以及易肥育等，对这些评价应该辨证分析，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曾经的优点并非是现实的优点，如耐粗饲，为什么耐粗饲？因为人们没有更多的粮食（更不要说全价饲料了）给猪吃，只能用青绿多汁饲料喂养，在生长后期才给一点粮食（精饲料）育肥，传统的饲养技术中称其为“前粗后精”，结果造就了适应这种环境条件的猪种，生产速度慢，饲料转化率低，胴体肥肉多，瘦肉少，以粗饲料饲喂换来的是不高的生产效率，因为猪是单胃动物，不可能利用饲料中的粗纤微满足其对能量、蛋白质、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分析，耐粗饲对于产业化养猪业来说，显然不是优点，对其他的传统优点，如适应性强，这完全是基于生存的自然属性，与生产性能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此外，还可以进行许多的辨证分析。经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出“本地猪种的几乎所有效率性状：繁殖效率、生长效率、饲料转化效率、胴体效率等水平不高”的评价，这种评价也是传统教科书的总结，也是客观的，这样的猪种是不可能使养猪生产得到产业化发展，我国养猪业发展的历史及近二十余年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改善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首先想到的就是猪肉，需要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猪肉，特别是需要更多的瘦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本地猪种有多少“优点”，也无法满足人们的愿望，当时可利用的办法就是杂种或杂交，于是就用国外猪种（洋种猪）与本地猪种杂交，以改良猪的生产性能，其中包括用这样办法培育的林林总总瘦肉型猪等（这些猪种现在很少了），以繁育技术、营养技术等为核心的养猪技术也有了进步，各地运用杂交技术推动了养猪生产的发展，或二元的简单杂交，或更多的三元杂交、级进杂交、轮回杂交等多种杂交模式的运用，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养猪生产的新发展，满足了这个阶段社会经济生活对猪肉的需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养猪生产就是这个样子。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用这样办法改良的猪种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市场需要更多的瘦肉，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竞争的加剧，养猪生产作为产业发展，极其渴求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胴体瘦肉率高及产仔头数多的高效率猪种，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革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发现国外有那么多优秀猪种，用这些猪种发展养猪生产可以满足市场要求，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近十多年来，众多的种猪企业在政府资金（项目）的支持下，通过各种渠道，把世界各个角落可以挖掘的猪种几乎全部迅速地引进了国内，真正成了“种猪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