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对中外家畜品种的早期研究

晚清时期是中国人对于国外畜禽品种真正关注、并初步认识的阶段。随着中国的国门洞开，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对外贸易中丝、茶等传统农产品输出量迅速减少，促使晚清政府寻求以增加畜产品出口来改变贸易入超的局面，然而要想使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同样困难重重。从当时一些赴国外考察的人所看到的，以及外国侨民携带的畜禽品种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畜禽产品的产品性能不能和国外的品种相比，特别是家畜，中国没有以单纯以提供牛奶的品种；中国的猪，则多是脂肪型的，生长速度较慢；中国的羊，产毛量远远不能和美利奴羊相比。中国的鸡，远远没有欧洲的来航鸡的产蛋率高。即使出口，价格会很低。因此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国内畜牧业与国外的差距，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罗振玉首先倡议引进国外畜种，他说：“农业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矣，我国急宜加意如此而靳农业之进步。《农学报》上也曾有介绍国外培育品种的文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农学报》发表了《述亚尔然丁牧业大略》一文，介绍南美阿根廷的优良畜禽品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了《俄罗斯马之种类》一文，介绍俄国马的培育品种。这些都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从中外畜禽性能的对比中找到发展中国畜牧业的途径，从而也对中国近代对国外优良猪种的关注和引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一些关于介绍国外品种的文章中，对于猪的论述很少涉及，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的猪，与国外品种的差异没有别的家畜大，中国的猪有一些性能是国外品种所无法比拟的。如肉质，由于脂肪含量高，肉细嫩而且香，比欧美猪的肉要可口。另外中国猪的饲养，在农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出售，而是用于积肥、利用人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如糠麸等，改良的任务没有其他家畜那么迫切。

尽管罗振玉等人大力提倡向国外引进培育品种，但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付诸有成效的实践的。这一时期外国猪的引进，次数和数量都不是很多。1907年，由留美归国学者陈振先在担任奉天农事试验场场长时，曾引进过少量的巴克夏猪，对东北土种猪进行过改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国际交流增多，对外国畜禽品种的认识也开始增多，中国学者开始了在科学意义上的引进工作。1910年以后，新疆曾引进俄国白猪，饲养在现在的伊犁、塔城一带，同时边境居民也从俄境内贩来俄国白猪，这些白猪和曾由甘肃移民带来的中国本土黑猪进行了杂交。1919年广东岭南大学引进巴克夏猪；这一时期对于国外猪品种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认识阶段，停留在理论和观念上。但是这一时期已经了解到了欧美的畜禽品种的特点，找到了提高中国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思路。但是，要实现其目标，必须要对国外品种进行充分地了解，并找出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2.3我国对引进家畜品种的早期利用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外的培育家畜品种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畜牧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和国外畜禽品种特性有深刻认识了解者，纷纷指出中国畜种性能的缺点，为引进欧洲的培育家畜品种造舆论。关于猪的改良和发展，吴英华最早对东北猪种改良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利用西洋之优良猪种固然是改良中国猪种的最有效途径，但是还应有优或次优之分，他认为巴克夏和波中猪适合于改良东三省的猪种。其他如王宗佑、李秉权、崔赞丞、莫甘霖、朱明等，都提出一些改良中国或某一地畜牧业的良策。他们还一致认为，要改良中国畜牧业，引进畜种是主要方面，但是首先应该对国内畜种进行调查，以发掘出适合改良的优良种群，然后选优汰劣或用外国纯种改良，最后固定繁殖，继而推广，达到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之目的。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还特地派员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关于“我国畜种改良之方针及具体办法”的报告，认为要改良中国的畜牧业，最为简捷的方法就是引用良种，畜牧产量就可迅速增长数倍。具体的是要用外国美利奴羊和中国寒羊杂交；用哈佛特牛改良中国黄牛，以获得役肉兼用牛；用荷兰奶牛改良中国黄牛以求得乳用品种；以阿拉伯马、英国纯血马改良蒙古马；用来航鸡改良中国鸡种；用约克夏猪和巴克夏、波中猪改良中国猪种。不管当时的这些建议是否都对，但是有一点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即欧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本地品种无法相比的。要想改变畜牧业的现状，引进欧洲品种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对欧洲畜禽品种的认识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少数人的超前认识，传播面较窄，实施受较多限制；那么民国时期对国外畜禽品种的认识，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引进改良已经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