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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我们20多年前的呼吁没起到作用,江刀的今天,还是被我们的乌鸦嘴说中了。我很痛心,因为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秦安舲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大生命科学院5名老师研究了五六年江刀,那时就觉得江刀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们多次在各种国内学者交流会上呼吁限捕江刀,并向国家动物协会反映过。

  现实的情况是,国家相关部门已注意到长江鱼类资源问题。2002年,长江开始实行春禁,对长江中的刀鲚和凤鲚(俗称凤尾鱼),实施了限捕措施。

  在江刀繁殖季节4至5月,农业部要求渔民持特许证方可捕捞刀鲚。

  但施炜纲和秦安舲都持有同样的观点:按目前情况,江刀应该是禁捕,而不是限捕。“为了保住这个种群,江刀味道再美再鲜,人类也要暂时放弃这道美味。”施炜纲的理由是,人类要想对江刀可持续利用,就必须找到一个“拐点”。“假如在不捕捞的状态下,长江里有500吨江刀,今年人类捕掉了250吨,明年它通过自然繁殖还能恢复到500吨,那江里保有250吨就是‘拐点’。

  “人类在‘拐点’以上利用资源,就是可持续利用。

  在‘拐点’下利用资源,就是毁灭性利用。毁灭性利用的结果,就会让这个物种灭绝。这是科学规律。”施说。

  面对学者们的观点,常熟市渔政站一位基层工作者提出反问:“几千年没捕光,这二三十年就能捕光?”他认为,江刀减少的主因是长江水污染。

  “试问,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几个能在其内河中找到鱼?江刀为什么快灭绝了,问沿江工业带那些纳税大户去。”这位渔政人员说。

  近期,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参与考察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事后对媒体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相当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3年)》统计,当年长江流域废水排放总量为1639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725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914亿吨。

  施炜纲的另一职务,是农业部下设的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监测站站长。他举例说,1999年春,在长江镇江段,原设立的刀鲚监测点由于受附近一家大型企业排污影响,刀鲚踪影全无,而此时附近南京、江阴刀鲚产量却一直稳定。

  “即使污染物浓度一时不至于置刀鲚于死地,其长期慢性毒力也会影响刀鲚生殖系统,造成生殖系统畸形,繁殖力下降。此外水体中污染物的存在也会影响到水域中饵料生物的丰富,并进而影响刀鲚的肥满度,使刀鲚商业价值下降。”施炜纲说。

  渔民陈褚生也认为江刀是从1973年后开始减少的,“那以后,江两岸的工厂建起来了,污水、废水排进来了。”儿子陈良补充道,他经常在一些大工厂附近江面看到被污水呛死的鲤鱼、鲟鱼和鳊鱼。

  一生捕鱼的陈褚生,一日三餐都在船上,饮用水也直接取自长江。他最直接的感受是,“从前的江水有股甜味,现在的江水,不好吃了”。

  谁来保护江刀产卵场

  到目前为止,沿江两岸没哪个地方对江刀产卵场调查进行立项,没有人知道新的产卵场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地方是否正在被采砂船或各种江面工程破坏。

  对江刀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上海水产大学教师何为有自己的看法———江刀产卵场已被普遍破坏。

  秦安舲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那次江刀调查,一大收获就是搞清了当时江刀的产卵场特点。“当时江刀的产卵场主要分布于安徽、江西、湖南江段,一般是与长江相连的湖泊或内河水湾。”对这个信息,近年一直奔波在江刀研究第一线的何为声音急促:“你知道吗,这些原始的产卵场现在基本都被破坏了,当地为了防洪或者发展渔业,在那些湖泊、水湾上都建了水利工程,只在人有需要时才打开与长江相通的闸门。谁来满足江刀的产卵需要呢?”何举例说,安庆江段有个菜籽湖,是江刀传统的产卵场,现在因防洪需要堵上了,洄游的江刀根本游不进去。“关键是国内的水利工程过去没考虑到这些,没有建鱼道。”秦安舲的看法是,长江里现在还有江刀,那么从道理上讲就一定还有产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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