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冲动，当地政府有没有办法约束种植大户们只能种植粮食？

王栋林告诉记者，能够约束种粮大户的就是不种粮就取消每亩150元的补助，但是，采访中记者却发现，这种约束几乎就不存在，因为永川区的惠农政策上明文规定，种柑橘的优惠政策比种粮食更多，每亩不仅可以获得市财政资金1300到1600元的补偿，同时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和其它帮助，远远高于种粮食的补贴。

在重庆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无论农民、农业企业还是种粮大户，都觉得种粮收益太低，远不如打工和种植经济作物，去年重庆市粮食产量为1148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跟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虽然，眼下重庆还没有粮食短缺的担忧，但种粮积极性下降已经让重庆的农业部门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重庆市的统计数字显示，人均占有粮食超过国内平均水平，但今年一季度跟去年一季度相比较，重庆大米的价格还是上涨了21%，对此，重庆市农业局主管粮油的副局长张洪松并不轻松。

张洪松：“什么是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能保证吃饭，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那你还谈什么民生。”

那么，粮价上涨的格局下，稻谷的价格究竟达到多高才能让农民愿意积极种粮？在永川区长丰村，记者见到了一个帮承包大户种植水稻的村民，他告诉记者，自己家里的3亩地都租了出去。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2元钱一斤的谷子吧。”

记者：“2元钱一斤你满意吗？”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2元钱一斤可能就种的出来了。”

分散的农户由于达不到规模化种植，技术上也不够先进，因此水稻种植成本相对较高，那对那些资金相对雄厚，技术先进的承包大户来说，什么样的粮价才能让他们心动？

伍思群告诉记者，从目前看，即使谷子达到1.5元一斤也仍然不如种番茄赚钱，但粮食价格稳定，并且容易储藏，而番茄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赶上市场不景气甚至还要赔钱，因此，如果稻谷价格合理的话，他们也会考虑种植。

虽然不少经济作物的种植大户都表示粮食涨价他们才愿种粮，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完全根据市场来调节这个价格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张洪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虽不合理，但粮食属于刚性消费品，它的价格一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外出打工的人。

张洪松：“家里有田的，还再继续种粮的这一部分农民可能损失比较小，但是你从全国总体来讲，我们2亿多打工仔，这些人他得吃粮啊。”

此外，张洪松还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高价流转土地，虽然造成了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没有利润空间，只能发展经济作物，造成了粮食供应的不足，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条例限制这样的行为，因此农业部门也无法强制干涉。

张洪松：“城里面有低保，十年以后就吃低保，农民低保哪里来，农民收这个租金，实际上就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一个要求，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倾向于他们，他们是弱势群体。”

一方面，重庆要控制粮价不能快速上涨，另一方面，重庆大量的耕地却转向非粮的经济作物，同时农民对自种的土地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对这种现象，张洪松告诉记者，他们虽然不断的摸索高产的种粮技术，但同时他也呼吁，在粮价不涨的情况下，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还应加大种粮的补贴。

张洪松：“国家应该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来加大对种粮的补贴，强化农业的基础设施，把钱投在这一块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的装备水平，通过扩大规模经营来提高效益。”

半小时观察：农民为何不种粮？

这几天，我们注意到，国际粮食价格节节攀升，已经给粮食进口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不少国家，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应该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片中的现实却是：因为种子、化肥的价格上涨，农民们非但没能从粮价上涨中真正获益，反而因为种地没有收益而丧失了种粮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出台的处罚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粮价上涨，农民却不愿种粮的怪圈，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麻烦。

面对这种现实，单靠行政处罚手段或市场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在种子、农药、化肥这些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的生产原料价格方面加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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