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远

    过年本是喜庆，但在不少村民眼里，却因人情往来的不小开支而掺杂了些许沉重。婚宴、满月酒、升学宴、生日宴……名目众多的宴请要随份子钱，让一些生活有了改善的村民依然有些不堪重负。而今年，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却过了个“轻松年”。据媒体报道，该村通过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明确办酒范畴和违禁办酒的处罚，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有效遏制了农村繁重的人情债，推动了乡村移风易俗。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儿卖。”这句俗语揭示出农村对于人情的重视以及人情债的困扰。近几年，一些农村的人情支出越来越高，过个年在人情上花费几万元的现象也时有报道，甚至个别农村还出现了外出务工人员为守住辛苦钱而“躲年”不回乡的怪现状。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全国31个省份的抽样调查，2011-2016年，农村家庭人情平均支出从3850.87元增长至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从15.18%增长至16.16%，仅次于饮食支出成为家庭第二大支出项目。笔者了解到的鲁西一普通农村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今年过年参加4场宴请，加上亲戚邻里间“走动”，就支出1万多元，而该家庭2018年全年人情支出约为3万元。如此繁重的人情支出，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容易败坏乡村社会风气，造成攀比炫耀、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陋习。

    农村本就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也是自古流传的文化传统。其讲求的是互帮互惠，作用是维系乡土社会的团结稳定。一家有红白事，亲友随份礼，等亲友家有事，那家再回礼，本是自然的事情，讲求的是礼轻情意重。然而，近些年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良风气渗入乡村，个别农村把人情交往简单“货币化”了。早些年送瓶酒、送篮鸡蛋也是感情，而现在在个别农村，似乎关系好不好，就看钞票有多少。一方面，农村社会重视面子，但少数村民过分好面子就变成了攀比。这家摆五桌，那家就摆十桌，宴席越办越多、越办越大，礼也越随越多、越随越大。另一方面，农村社会重视口碑。家家户户人品怎么样，在乡邻之间都会口耳相传。红白事、逢年过节随礼不到位或是回礼不到位，都有可能在乡邻口中变成衡量人品的佐证。因而，想要在农村这个人情社会里有尊严地生活，想要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良好的名声，多数村民在人情支出上不敢“怠慢”，才有了“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的说法。

    有人随礼就得回礼，因此很多家庭都背上了人情债。有的村民因为人情支出多，想要着急回本，就找各种由头办宴席；更有甚者，极少数人将此当成一种生财之道，巧借名目办宴席，甚至连买汽车、挖鱼塘、牲畜下崽这样的事情都能成为让乡邻随礼的由头，出现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无事酒”。从本质上看，农村人情债是对乡土社会中礼尚往来文化传统的异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应当通过移风易俗从源头上进行遏制。

    近些年，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农村移风易俗，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从法律层面遏制农村人情债，却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除少数极端情况外，对大多农村人情往来和支出的约束很难找到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千差万别、情况复杂，即使有法可依，在约束农村人情往来和支出上的具体执行也难以细化。因此，遏制农村人情债，还得靠村民自己念好“紧箍咒”。像华一村那样，出台专门的村规民约，就是值得仿效和推广的办法。

    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用，由红白理事会等村民组织监督执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下移，既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又能通过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管理身边事、监督身边人来提高治理效能。各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相异，制定村规民约能让遏制人情债的措施更加符合村庄实际，并有效避免“一刀切”。此外，制定村规民约让遏制人情债变得具体、可操作。什么情况能办酒席、能办多少桌等等，如果没有很具体的规定，遏制人情债的措施则可能因变通空间大而流产。因此，要遏制让村民烦恼但又不得不背负的人情债，村民自己当好主角才是关键的一招。

    当然，政府也不能作旁观者，应在农村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以及村民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上当好引路人，让乡土社会处处充满人情味，让宝贵的农村人情不再负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