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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浙江谋“三借”


    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

    过去,为实现乡村稳定,许多地方更多强调属地管理,全能政府的色彩较为浓重。新时代里,中央提出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相比城市,乡村基础薄弱、环境复杂,对此,不少地区存有疑虑:乡村治理就像个大箩筐,啥都能往里装,看似载体到处有,可真正有效的抓手在哪里?

    一直以来,浙江农民收入领跑全国,农村经济风生水起,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记者采访发现,浙江通过借贤,让新乡贤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再通过借势,让“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两山论断”等历久弥新,发挥更大价值,最后通过借网,运用信息技术完善基层治理的数字革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在前期实践中,“三借”已开始凸显成效。

    借贤:新乡贤渐成主角

    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缙云黄茶”,来自三溪;村里所产的矿泉水,入驻美国芝加哥航空头等舱;几年间,“丽水市最美乡村”“浙江十大美丽乡村”“全国民主法治村”等一连串荣誉接踵而至……一无耕地、二无特色产业、三无财政拨款的三溪村,“逆袭”成了缙云县的明星村。

    要问有啥奥秘?三溪村党委书记吴明军答:全靠党建,不等不靠,仰仗乡贤。三溪四面环山,过去为求生存,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吴明军也是其中之一。从事建材生意的他,年入百万,正当事业风生水起,却回乡当起了村书记。

    吴明军深知“走出去”的乡贤个个都是能人,于是抓牢这支队伍不放,专门成立了乡村文明促进会,不仅筹资,还筹智、筹服务、筹治理,将乡贤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带领下,许多乡贤投身家乡建设:7位一同长大的姐妹相约在村里义务种植玉兰花,有了“玉兰七姐妹”之称;在上海经营服装生意的吴耀东,被聘为乡贤调解员后,经常自掏路费回村调解。

    在丽水,只要品行好、有声望、有影响、有能力,又热衷公益事业、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是本地人士,还是新丽水人,一概被视作“新乡贤”。2018年5月,市委专门出台工作意见,要求各地组建各种载体,让更多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引领乡风文明等。

    嘉兴下辖的桐乡市,早在2013年,就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当时,高桥街道的越丰村一马当先,相继成立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并发展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两个载体,探索“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

    在这些平台和载体中,既有常住村民,也有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道德模范代表等,还有老干部、复退军人、企业家、教育科研人员等,大家发挥自身优势,各尽其能。

    桐乡的做法很快被推广至全省各地。如今,“乡贤文化”在浙江蔚然成风,新乡贤这支不领薪水的编外队伍,往往源于群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群众威望,对政策法规和群众呼声两头吃透,处理事情既合情又合法,使大量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成了乡村治理的新主角。

    借势:“老经验”历久弥新

    “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矛盾不出村,早早就地化解。”说起这事,骆根土满脸自豪,“在咱们村,有法可循的依法办,无法可循的,就由村民商量干。”

    骆根土是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在全镇,所有村、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事情一起干,好坏大家议。大伙遇到问题、发生纠纷,不是先急着投诉、举报、上法院,而是找到杨光照的“老杨调解中心”评评理。

    自2010年以来,该中心累计调解矛盾纠纷1700余起,群众百分百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并未褪色,反而内涵更为丰富:正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各领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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