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一个时代的命题和痛点

（ 2015年10月24日  06 版）

    王静绘

    何烨

    最近，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带着老伴入住养老院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位以鲁迅研究而驰名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孩子，无从“养儿防老”，年届耄耋，只有老伴相依，养老院可能是他最后也是最好的归宿。

    钱老的“名人效应”引发国人对养老问题的深度关切，是好事。在我国乡村，还有千千万万为养儿育女、为农事劳作辛苦了大半生的老人，晚年因儿孙们外出打工或其他原因而孤独无助，身如老树立秋风，晚景堪忧。他们也期盼普惠的社会养老服务。然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处境更需要社会垂青。

    衰老，那是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最后的人生阶段。人生的起步，弱小而需要呵护，而人生的结尾，同样渴望着尊重和善待。养老就是一个社会反哺的过程。

    孝字当头的传统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夫子的话流传了两千多年。重视家庭和尊敬长者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传统，不仅仅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是内化为人格和道德。对长辈孝顺，是小辈应尽的责任，而不孝，就要面对整个周遭舆论的全面谴责。

    由于对“孝道”的极度重视，我们的古人还演绎出了“二十四孝”的故事，他们大多是父母子女相互关爱的故事；而有的则走向极端，成了以“孝”的名义剥夺新生力量生存发展权利的伪善论调，如“郭巨埋儿”，还有的如“老莱娱亲”之流，简直就是反文明。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中满纸写着“吃人”二字，还写过一篇《我们怎样做父亲》，大概有感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暴躁凌厉的气势“打倒孔家店”，“孝道”以及传统文化被像澡盆里洗澡的孩子一样一起倒掉。过激的反传统，割断传统，其负面效应也就出来了。文明理性的孝道等传统美德式微。以致“啃老”成习，“不孝”屡见，有的老人被遗弃无人过问，不孝子无人谴责、鄙夷，社会对此也缺乏有效的匡正机制。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道”？《礼记》中说“孝”有三个层次，最上是尊敬父母，其次是不让父母受辱，再次是赡养父母。三个层面做到了才是完整的“孝”。儒家经典中并没有为了孝顺父母可以牺牲子女利益的论述。父慈子孝，人人可为、应为。无论怎样，“孝道”作为正直、善良、正向人格的一部分，应当成为我们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观念。

    养儿未必能防老

    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一个老太太用自己的养老金给儿子买了一辆小轿车，全家人挺高兴地开车出去玩。小孙子要躺着睡觉嫌后座太挤，儿子竟然就让老人去后备车厢里呆着，当交警打开后备箱时，老人蜷缩着的画面震撼了所有的人。这样的儿孙如何指望他们养老！

    对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变化应该就是人口迁徙了，到今天我们庞大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释放后发现，城市形成了以三口之家为主的社会基本元素，而农村留下了大量空巢老人。城市由于文化观念和公共设施发展程度的不同，养老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农村老人，可能是这个社会中活得最艰辛最孤独的一个群体了。

    外出打工经商的儿女在那头，父母在这头，这些空巢老人长年独居，忍受着思念亲人和独居的精神煎熬。在经济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农业生产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有的老人80多岁还要干体力农活。为了减轻儿女负担，有的老人即便生病也不敢看病。贫困更加剧了道德的式微，有的农村老人晚年啼饥号寒，加之儿女恶言相向，最终以自杀了结。据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2至2011年，70至74岁的农村老人自杀率增加，有的留守老人病死家中多日无人知道。这些现象说明，部分农村老人的生存状况实在太恶劣。

    今天的中国仍然尚未走出社会转型的阵痛，很多问题都是多种合力叠加的结果，它们的复杂也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剧变下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指责无良儿女不守孝道，也应该看到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赡养老人成本和负担的提高；更要看到的是，代际之间观念和格局的变化：一些长辈因为缺乏知识、能力或受其他条件限制，没有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予他发展和进步的支持、亲情的关爱，等他成为一家之主后，你过去怎么待他，他现在就怎么待你。说白了，你没有养好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也没有能力养你了。很多农村老人都是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个逻辑以及自己孤苦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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