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支点在种薯补贴

从山西岚县看马铃薯产业的“源问题”

（ 2015年10月12日  05 版）

    本报记者马玉吴晋斌

    距离马铃薯早熟品种收获还有一个月，山西岚县惠珍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会珍已开始东奔西走为合作社的种薯找“婆家”。

    与当地建福马铃薯千亩种植合作社这个大客户谈好购买意向后，王会珍又找到了县农业局经管部门，希望政府今年继续以补贴农民购买种薯差价的形式采购他的种薯。

    从市场转向政府，王会珍也是根据马铃薯种薯价高卖难这一现状做出的应变。

    作为山西第三大农作物，马铃薯播种面积年均在300万亩以上。种薯繁育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从源头上影响着马铃薯的生产和供应，是马铃薯商品性和品牌化的“根子”。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形成这一现象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马铃薯脱毒技术的高投入决定了原种的高成本，而对于引入这一技术，制种企业目前望尘莫及。二是种植农民面对商品种薯超出价格预期，倾向选用自留种。

    技术壁垒下的高成本

    从2008年合作社成立到目前，王会珍的合作社社员达300户，马铃薯原种种植发展到1000亩，一级种薯3000亩。

    “合作社种植了四五个品种的一级种薯，成熟后平均一斤卖1.1元。”王会珍说，“这样的价格也是根据原种的价格来定，合作社没有育苗的技术，只能从上游的康农公司购买种苗，在此基础上进行繁育。”在原种种薯的定价上，王会珍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作为上游的康农薯业公司以繁育、生产种薯为主。公司种薯的生产方式是，先从外引进农科院等科研单位生产出的脱毒苗，然后在脱毒苗上切段繁育、组培进行微型薯生产和原种繁育，通过脱毒种薯基地进一步扩繁，收获原种和一级脱毒种薯。

    “像康农一样的制种企业，从组培室、病毒检测线、网棚、繁育基地到贮藏窖等基础设施就需要大量投入。种薯成本不仅要考虑公司的繁育、生产环节，更关键的是扩繁之前脱毒苗的购买成本问题。”康农薯业公司生产顾问崔月明说，“由于马铃薯种苗的脱毒技术要求高，大多企业没有这样的能力来自行脱毒，只能购买引进。一般四五十株的脱毒种苗就需要2000元。”

    作为种薯产业的第一道程序，为脱毒技术这一短板所支付的高投入成为康农这样的制种企业不得不核算的成本。

    “马铃薯脱毒基础苗需3年时间经过多道脱毒培养程序，而每次检测1种病毒需150元，1个种芽检测6种病毒和1种类病毒需要1050元。”山西农业种子总站工作人员介绍。种薯的高成本自然决定了它的高价格。

    针对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成本高的问题，2010年，山西实行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补贴，培育了28个种薯企业，补贴资金直接补给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所产种薯大多以低价或免费方式输送给下一级繁种和商品薯种植户。

    以康农薯业为例，不仅享受繁育一粒微型薯补贴1毛、繁育一亩一级种薯补贴100元的良种补贴，公司每年还获得20万元的技术支持和10万元左右的奖励。

    目前，康农薯业公司原种面积2万亩，一级种薯面积达20万亩，年生产脱毒苗500万株，脱毒微型薯1000万粒，满足了岚县周边的用种需求。

    “技术成本加上生产成本、土地等基础设施投入，让种薯企业投入增多、负担加重。为此，全国各主产省区都成立了脱毒种苗中心来完成此项工作，但都存在经费困难。”山西农业种子总站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政府一方面应该将马铃薯脱毒及基础苗繁育列入专项经费，降低制种成本，培育种薯产业。一方面加大繁种补贴力度，试行政府采购方式供给各级种薯，尤其是微型薯的采购，减轻企业和合作社经济负担。”

    补贴成农户诉求

    种薯的价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种植户对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的积极性受挫，这反过来也成为王会珍遭遇销售难题的一个因素。“既要面对原种的购买高价，又要面对农民的冷遇，自己受的就是夹板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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