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3.64%的800个产粮大县，一直都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上始终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可是，这些县的县域经济仍然十分困难，没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的支出很难承受，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水平低，不能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少、欠账多、达标率低，城镇带动辐射功能差，二三产业规模小，发展不快，难以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互惠发展的格局。城乡和产业间的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民增收缓慢，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全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联系农村实际，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指示，建议从十三五规划开始把800个产粮大县实施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实现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破解“三农”积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生更加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我国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进程严重滞后

　　（一）我国800个产粮大县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800个产粮大县广泛分布于我国24个省区，城乡发展普遍落后。据统计，800个产粮大县综合城镇化率仅为24%左右，远低于我国常住人口53.7%的城镇化率，更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表明：经城镇化形成的二三产业将对当地GDP增长分别产生3.7%的拉动力。而800个产粮大县城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能力低下。

　　（二）800个产粮大县中高产穷县普遍存在

　　据统计，2013年800个产粮大县（市、区、旗、场）的粮食产量已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3.64%，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65.86%，商品粮占全国农村商品粮总量的86.7%。然而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却达105个，占800个产粮大县总数的13.13%。很多产粮大县仍是财政穷县或财政小县，出现粮食贡献越大、地方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地方经济越落后的怪圈。

　　（三）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阻碍着粮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种粮效益的提高

　　目前，我国产粮大县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依然薄弱，社会化服务业增加值仅占农业GDP的2.3%，与发达国家12.5%左右的增加值占比相去甚远。这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必要的扶持、鼓励和引导政策，政府与社会主体建设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积极性不高，粮食主产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品服务、生产作业服务、病虫害防控等社会化服务普遍存在着不配套、不完善、不普及的情况；乡镇政府组织服务手段有限、能力低下。

　　（四）粮农收入低、社会基本服务保障落后，致使粮农人力资源流失严重和虚弱化

　　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遭遇“天花板”，加上农资价格等生产要素连年上涨，粮食比较效益更显偏低并呈下降趋势。多数地方，一亩粮食的纯收益只有二三百元左右。另外，粮农基础养老金低，农村社会救助资金有限，粮农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加之艰苦的劳动环境，致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农民老龄化的问题日趋显现。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划定45岁及以上即为老年劳动力的标准，据此统计，我国产粮大县的老年劳动力高达85%以上。这样的劳动力结构，承担不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谈不上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求。

　　优先实施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重要战略的意义

　　（一）以加快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发展步伐为引擎，是突破我国“三农”难题的优先途径

　　800个产粮大县依其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具有突出的农业刚需效应和产业撬动能量，抓住800个产粮大县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就农村全局而言，就是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关键。破解“三农”问题的瓶颈可以在这里突破，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建设经验可以在这里发现，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各项改革政策都可以先在这里践行，力争使这里的实践成为全国农村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经验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