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中，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繁花》开在大地上

    作为《上海文学》的编辑，金宇澄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35万字的篇幅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赵丽宏评说它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品。

    众多评论都谈到了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这的确是《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即巧妙运用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书以沪语行文，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句子短而细碎，少铺陈，干净利落，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黄雀记》用香椿树街影射整个世界

    与文学世界贴近当下现实、关注社会热点不同，在《黄雀记》中，苏童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读者熟悉的“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甚至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

    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