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韵总关情

（ 2015年08月28日  04 版）

    曹建成一家在为乡亲们演出。

    本报记者郭少雅文/图

    这是一处陕北腹地最普通的院落，门前是西北风与黄河水雕刻切割了千万年的沟壑，门后是枝繁叶茂大槐树下的三孔窑洞。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下佛崾村的曹伯植已年近古稀，面对着大槐树下屏气凝神的百十号父老乡亲，一声清亮的唱腔，牵起了一场丝竹齐鸣的陕北说唱“合家乐”。

    大槐树下的这场说唱可不简单，敲花鼓的大哥曹伯植是国家一级编剧，吹长笛的三弟曹伯祯是专业的长笛、萨克斯演奏员，一级作曲家老四曹伯涛怀抱着一人高的大提琴，弹三弦说唱词的曹伯炎排行第五，是应邀赴法国、荷兰等国演出过的一级曲艺演员，最小的六妹曹雪琴是二级演奏员，一架古筝弹得泉水叮咚。

    这样“国家级”阵容的演出，举办初衷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老父亲93岁，老母亲88岁。这次把儿孙辈聚齐，拿咱陕北人的看家本事演上一台‘感恩父母、回报乡亲’的演出，就想让老爹老娘跟乡亲们凑在一起，乐呵乐呵。”台下，曹建成和呼玉梅两位已经结发走过70多年风风雨雨的老人看着满堂儿孙，就着鼓点儿，手上就不自觉地打起了节拍。

    “陕北人爱陕北说书，是爱到骨子里的”

    “陕北人爱说书，是爱到骨子里的。”曹伯植掰着指头如数家珍，全家39口人，16个专门或者兼职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光拿到国家一级、二级艺术职称的就有11个。作曲、演奏、表演，虽特长各异，但都离不开陕北说书这个‘大筐筐’。”

    这份与陕北说书的不解之缘，是从父母那里就种下了的。

    在曹伯植6个兄妹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光，吃饱肚子的时候少，可欢笑从来不缺。曹伯植把面前的花鼓敲了几敲：“家里穷的经常只剩半碗高粱面，可在我6岁的时候，爸爸就用弹棉花一分一角挣来的钱，给我买了一面14元的战鼓。打那儿开始，我学打鼓，学二胡，学作曲，后来当上延川宣传队队长，带着弟弟妹妹们学说书，送他们去上音乐学院，陕北说书把我们一家人从苦日子里带了出来。”

    半个世纪前的陕北农村，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少不得风餐露宿。曹伯植回忆道，“爸妈听完说书，总爱把说书人往家里带，家里虽穷，好歹有个热饭热炕头。”

    “陕北人爱说书，因为书里讲的，都是咱陕北人的忠厚和善良。爷爷奶奶是最典型的陕北人，宽厚、勤劳、肯干。就像书词儿里唱得那样‘先尝了苦才知道啥是甜。’”1986年出生的曹巍是曹建成的孙辈，读大学时便已是小有名气的“陕北十佳说书艺人”，如今的他在延安大学担任团委干部，在学校里张罗着发起民间曲艺社团，把父辈们的曲艺文化尽可能多地传播出去。

    “我一心想让陕北说书传承下去”

    2003年，正在筹建延川文化村的曹伯植得知民间艺人惠万年病重，急匆匆地前去探望。柴屋之内，老人拉着曹伯植的手，“伯植啊，你快来，我要把我脑子里的唱段全都给你道出来。”然而，因为事务繁多，曹伯植没能留下来，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再前去探视，老人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将心中的唱段道出了。

    “惠老的去世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一心想让陕北说书传承下去，这事儿等不得了。”

    辞去公职，推掉俗务，2006年，年近花甲的曹伯植正式开始了《曹伯植陕北说书文集》的撰写工作。他到处寻访民间艺人，为了拍摄一段完整的录像随着说唱剧团的演出连续数月颠沛辗转，为了准确地记录一句唱词反复听录音带，几年间，家里的录音机听坏了3台。

    《曹伯植说书文集》中记录下的长篇琵琶书《双头马》，是延长县琵琶书艺人刘绪旺演唱的代表书目。1993年，刘绪旺作古，《双头马》只留残篇。为了让书目完整，曹培植四处寻访，直到2009年，才得到刘旭旺的徒弟白旭章先生还健在的消息，赶到延长县交口镇新窑科村找到白先生时，老人已经脑梗瘫痪在床，不能演出了。

    “《双头马》的整理工作，是让白先生抱着琵琶，右手拨弦慢慢把词说下来的，那个时候，老先生的左手已经不能按弦了，抱着琵琶，只是为了找到说书的感觉，才能把词记起来。”提及一次次对陕北说书的抢救性记录，曹伯植两只手绞在一起使劲儿扭了扭：“老了，没时间了，得抢着活，抢着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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