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护农业的“野底子”？

——我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综述

（ 2015年08月24日  03 版）

    开栏的话

    种子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种业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与我国现代农业进步、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紧密相连，意义重大。种子法修订草案无论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时，还是在公开征求意见时，都引起了高度关注，其中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品种审定和登记、植物新品种保护等问题受到热议。从即日起，本报围绕热点问题开设专栏，聚焦种子法修订。

    本报记者刘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自2000年施行以来，在提高品种选育水平，培育种子 生产经营多元主体，规范种子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种子生产经营出现了不少新情况，种子法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为此，2015年4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作为育种基础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也因其“基础”、“战略”等特质而引起广泛关注。

    种质资源，是由亲代遗传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是培育新品种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地球上约有30万种植物，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只要挖掘和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作物育种开辟广阔天地。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建成各类种质库1400余座，收藏种质资源700多万份（含各国重复保存部分），其中，我国长期保存的种质资源总量达45万份，位居世界第二。

    “野底子”到底有多重要？

    保护好“野底子”对农林业的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以“第一次绿色革命”为例做了说明：上世纪60-80年代，国际上利用杂交育种技术将水稻和小麦种质资源中的矮秆基因导入到其他品种中，从而掀起了“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浪潮。这次革命使得全球主要农作物的“身高”都矮了一截，但抗病性、抗倒伏能力以及产量均有所提升。时至今日，全球主要农作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矮秆类型，具有矮秆基因的种质资源在其中功不可没。

    我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之所以能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其发现并应用了野生稻雄性不育系。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小麦条锈病大流行，这种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流行性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会造成小麦产量的巨大损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发现，长穗偃麦草对条锈病具有很好的抗性。经过20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成功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计推广1.5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

    这在我国的农业育种史上被称为“牧草和小麦的婚配”。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一直致力于牡丹花的研究，他说：“野生牡丹只有紫、白、黄三色，牡丹九大色系中的粉色、红色、绿色、蓝色、黑色、复色以前并不存在。”

    曾经素面朝天，今日五彩斑斓，牡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成为“花中之王”？洪德元通过对数十个传统牡丹品种进行基因组学研究，发现它们大都源自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地区几个野生品种之间的杂交。

    所以，种质资源不光关联着农林业新品种的选育，还关联着我国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在当下，则还是赢得生物经济时代主动权的重要保障基础。

    我国种质资源的“家底”如何？

    据刘旭院士介绍，我国是世界八大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其中最为著名的作物包括水稻、大豆、茶树等等。

    自种子法实施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农业种质资源库（圃）建设，长期保存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45万份，数量居世界第二位，收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5万余份，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2.3万多份，保护濒危物种59个；建成26种作物的100个国家农作物改良中心、4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9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启动实施分子育种专项和36种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创建，创制了1万多份具有应用价值的育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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