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了“村庄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现象。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必经的阶段。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挑战。

　　农民进城就业是关键

　　目前，中国有上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但他们仍处于城市管理的边缘。从统计资料看，2006年城镇化率是43.9%，城市人口已达5.77亿人，相应的农村人口降到56.1%，7.37亿人。但按户籍统计，农业户口大约是9.49亿人。这就是说，大约有2.12亿农业户籍的人口并不住在户籍所在地。

　　有人认为，应该把“农民工”改为“进城务工农民”，以消除歧视。但事实上，农民外出务工并非都得进城，在县以下就业的也很多，如乡镇企业就有1.4亿从业人员。因此，仅保护进城就业农民的权益还不够，在城市之外就业的农民工权益也同样要保护。

　　未来农民工流动会形成什么格局，这取决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理论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世界上真正可与中国国情相提并论的国家很少，美国解决问题主要靠其沿海地区，但美国人口刚超过3亿，比中国少10亿人；近来谈韩国经验的多了起来，但韩国只有4000多万人，一个首尔地区就占了全国近一半人口。别的国家经验当然要借鉴，但从人口规模来看，这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问题。应该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将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快，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如果今后一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建成全面小康时城镇化率就能达到55%左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镇化率可能提高到60%甚至70%。但即使这样，中国至少还将有30%的人口在农村。因此，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提出：要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

　　农民进城必须解决三大问题：居住、就业、社保。如果2.5亿农户有一半进城，那就是1.25亿户；如果户均50平方米的房子，就要建62.5亿平方米的房子，相当于200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10.3倍。

　　农民进城的根本问题是就业。有些地方提出“以土地换社保”。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慎重。人不能光靠低保活着，首先还是要就业。因此，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清醒把握：其一，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村必须并行不悖，不能指望靠解决一个问题就能完全解决另一个问题；其二，农民进城绝不是简单的事情，什么时候有能力解决农民的就业、居住和各项社会保障，才能大胆往前走。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比规模经营更重要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之高是世界少有的，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村委会。但在多数地区，村民委员会还是一个内向型、从事社会管理的组织，真正有经济实力的村集体组织还不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更迫切需要的是外向型、经营性的组织。

　　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问题上，各地应从实际出发。有条件的地方，比如说苏南、浙北等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地区，可依托现存的三位一体的组织——既是党支部，又是村委会，还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来解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完善社会化服务问题。对大多数地区而言，集体经济没多少实力，就需要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走发展合作组织的道路，在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农民的专业合作组织，提供自我服务。

　　在这方面，国际经验很值得学习。比如，德国农业有所谓“农机环”或“农机圈”。就是说，由于一家一户的经营规模和资金都有限，为降低成本、提高农机效率，合作组织对农户购置农机进行统一协调，几户、十几户农民就组成了一个“农机环”。相比之下，中国一些基层干部面对新问题时，往往不愿意花力气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社会化服务，只想简单地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的规模经营。这样做起来似乎简单，但如果城镇化还不足以吸纳那么多农民，就会后患无穷。

　　这几年中国小麦产量连续丰收，除了良种的贡献很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以万计的收割机从南到北地给农户提供收割服务。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在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小麦丰产也难以丰收。这就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性。因此，必须扎扎实实、艰苦细致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以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