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一）

　　我国还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正从管治朝着治理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转型。与此相应，我国的农业正从小农经济朝着现代农业转型，我国的农民则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均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

　　在国人当中，看高农民者有之，看低农民者也有之。不过，看低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看高者。我国农民总体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处境中看出。一是经济方面，比如工资福利待遇差；二是社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农民工子弟往往不让进当地普通学校，只能上子弟学校，甚至还出现过强行关闭子弟学校，同时又不安排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务员可能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动辄横眉冷对；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农民代表比重偏低，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存在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尽管当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证制度。

　　其实要看准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并不容易。与我们看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记者编辑和工人一样，我们对农民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一个人不能绝对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试错。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日渐更为准确地去把握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描述农民群体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的时候，往往采取先入为主、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二）

　　现代中国农民这一职业有些特殊性，它集众多职能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既是地主，也是佃农。

　　对农民的地主-佃农身份，国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据宪法，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会变成“地主”了呢？这是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由其成员农民组成，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成员共有，但毕竟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但是，农民怎么又变成佃农了呢？这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又依法承包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等于佃租了农地。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的重要性实际上排在“农”之前。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国都是推行赶超战略，“三农”虽然被重视，但实际上城市地区和工业化更被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控制政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长期压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把由此挤压出来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城乡户籍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来才有较大松动。1998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大兴土地财政，迄今为止仍以无补偿或低补偿方式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则是史无前例。连续十二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均锁定“三农”，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政府的实际政策仍然朝着城市倾斜，比如城乡户籍隔离政策毕竟还没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也有待提升，还没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格实行补偿。

　　当代中国企业家会对传统中国所遵循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毕竟“商”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排在末位，这与现代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到了现代，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出现。多少人都想成为企业家，都以成为企业家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说过，在经济和社会的金字塔中，企业家应该占据塔尖位置。

　　很多国人认为农民守旧、保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这不符合我们对农民群体的就近观察。我们一般很难把农民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扯在一起，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与企业家有着巨大的交集。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人，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冒风险背井离乡去打工谋生。这么多农民工背后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或儿童在支持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量乡镇企业，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中，大量是农民企业家，像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和华西集团吴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