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永川农民梁自然有“万亩粮王”之称。早在2009年，他就承包了1万多亩农田，搞大规模种植。梁自然每亩的承包价格是810元，但实际支付的报酬已经超过900元。几年下来，梁自然不仅没有盈利，还累计亏损达200多万元，不得不在2012年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

　　《半月谈》杂志9日报道了“万亩粮王”破产的故事。在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精神之下，如何避免重蹈“粮王”的覆辙，值得深思。

　　以下为原文：

　　编者按：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同时，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保证粮食品质……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粮王”累计亏损200多万元，最终破产。

　　规模种地集约经营，“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有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农药残留多，很难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的“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

　　为提高种地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施肥、统一机耕机收等。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时段工不同，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月工资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道森”优质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而且通过统一良种、统一生产标准，建立品牌，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说：“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达到1.7元/斤。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土地流转后，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

　　集约化、规模化处处碰壁，年年种地年年亏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亩。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办法约束。”梁自然无奈地说。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丘陵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