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在河北的农村信用合作实验，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村传统金融枯竭及经济危机的加剧，合作金融事业被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视为复兴农村经济的良方，推广到全国各地。政府介入以后，开始运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进，并逐渐排挤社会力量。抗战以后，形成完全由政府垄断主导的合作金融模式。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业自1923年起步，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终结，历时20多年。依指导主体不同，先后经历了社会团体主导、社会团体与政府共同指导及政府力量垄断指导三种模式。三种不同指导模式下，合作金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20世纪20年代，河北信用合作事业完全处于社会团体华洋义赈会主导之下，未依靠任何行政强制力量。也正因如此，华洋义赈会主要依靠培养农民合作意识，建立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社务管理质量，吸引农民入社。故此模式下，合作金融发展特点表现为：（一）注重合作知识宣传教育，农民自主组社，社员自由进入或退出合作社；（二）信用合作为唯一形式，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慢，区域分布限于河北一省；（三）合作组织质量优良，社员合作意识普遍较强，未出现少数不良分子把持社务现象；（四）建立完善的贷款风险防范机制，且能得到有效执行；（五）贷款资金主要依靠华洋义赈会赈款拨付，未借助商业金融，贷款渠道单一，贷款规模偏小；（六）合作金融绩效良好，合作贷款基本均能按期偿还，不良贷款率几乎为零；（七）合作贷款能够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未出现转化为高利贷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衰退，金融枯竭，政府及社会各界纷纷探求复兴农村路径。早期河北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因其成功发展，被视为救济农村之良方，而被大力推广。农业合作金融事业由此进入全国多省份发展阶段。此时期农业合作金融部分借助了政府行政力量，尚未完全排除社会团体力量，由政府与社会团体共同主导。但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政府力量逐渐加强，社会力量不断减弱的趋势。此种模式下，农业合作金融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合作组织形式由单一的信用合作发展为生产、消费、运销等多种合作形式，但仍以信用合作为主要形式；（二）虽然制度上保留了社员自由入社原则，但政府以行政力量间接施加影响，故一定程度上存在强制农民入社性质，这使得合作组织增加速度大大加快；（三）合作宣传教育流于形式，社员合作意识低下，社务管理质量下降；（四）城市商业及农业金融机构纷纷加入合作贷款，出现“商资归农”热潮，贷款规模急速扩大；（五）金融机构的营利本性导致其在发放合作贷款过程中，过度规避风险，重视抵押担保，收缩信用贷款，随之出现的在合作发达地区恶性竞争、而落后地区无人问津的情况，与合作金融宗旨相悖，合作金融异化为商业金融；（六）合作贷款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部分地区出现少数不良分子把持合作贷款，转化为高利贷现象。

　　20世纪30年代后期，鉴于“商资归农”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国民政府意欲建立全国统一的合作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供给贷款资金，统一管理合作金融，将商业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出合作金融领域。抗战开始以后，上述计划在抗战后方得以实施。之后，又将合作金融纳入国家农村金融体系。

　　政府垄断指导模式下，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呈现以下发展特点：（一）农业合作金融被作为扩大农村金融，增加农业生产的工具，完全由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推进，自主组社与自由进退机制遭废弃。（二）合作组织短期呈跃进式发展，分布区域迅速扩大；合作组织完全丧失能动性，被动发展，最终异化为农村行政体系构成部分；（三）合作贷款资金由国家金融机构垄断供给，不良贷款率畸高，资金浪费严重，难以持续发展；（四）合作金融发展完全以政府意志为转移，政府欲之兴则兴，欲之衰则衰；（五）合作贷款为社内不良分子操纵，转化为新式高利贷，多数未能用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意义丧失。

　　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业由社会力量引导，农民自发组织之互助合作金融事业，之后因政府介入，逐渐演变为政府行政力量强制推进，最终异化为国家金融工具。伴随着主导力量的转化以及指导模式的演变，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业表现出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发展规模扩大，而合作组织与贷款质量却日益恶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近代合作金融三种不同模式的比较思考，结合当前中国农业合作金融改革现实环境，可得到如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