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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破吨粮和县委书记打稻子


 

  10月10日上午,由农业部组织的测产结果显示,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省溆浦县第四期超级稻,亩产创造了1026.7公斤的新纪录,这一结果是在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102.6亩杂交稻“Y两优900”成片试验田中经过现场科学测算得出的。

  从亩产500公斤到700公斤再到破吨粮,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项目在过去十多年中稳步增产,这个好消息让广大中国人颇感兴奋和欣慰。而就在此前几天,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在田间帮农夫打稻子的场景,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据网上报道,10月初,下乡工作的蒙汉路过黄茅园镇,看到一位老人在手工打稻,就径直走进田间帮忙,直到完成一丘田的打稻任务。

  袁隆平院士破吨粮和县委书记蒙汉打稻子,看似两个不太相干的独立现象,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工业化与城镇化风起潮涌而使农业日益边缘化的当下,在粮食安全日益成为中国突出问题的当代,我们从政治经济的视野观察这两件事,其实可以有很多领悟。

  作为湖南农村出身并曾亲身干过十多年稻田农活的笔者,我愿意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打稻子活计的要点。

  稻子长在水稻这一禾本植物的顶端,要收获稻谷,就得设法将谷子和稻草分离。在湖南,传统的方法是“扳禾”,即手工打稻子,它的动作要旨,就是将一束大约200根的稻禾双手抡紧,使劲地望一个装稻谷的木框边缘摔打,使稻子脱离稻草落入木框。一束稻子,大约需要反复用力摔打十来次才能基本完成工序,而一亩田,大约有2.5万兜水稻,要分作2500束来摔打。也就是说,打完一亩稻子,大约需要不停地用力摔打25000次,这个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后来,随着机械化的普及,采用带齿滚筒的“打谷机”,大大降低了打稻强度,但这种机械的一个缺点就是稻谷损失率较高。在多数地方已经普及了打谷机的时候,仍然有少数地区因买不起设备或其他原因(比如为避免稻谷损失)而仍然采用手工打稻。

  农业专家告诉“杰人观察”,诸如袁隆平院士的试验田,因为需要测产,所以必须尽量做到“颗粒归仓”实现精准测算,所以,手工打稻就是经常采用的一种收获方式。也正是这种科学习惯,让溆浦县很多农民朋友更愿意选择手工打稻。

  对于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这样一个中年男子来说,其实要自始至终打完一丘稻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这是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也许有人质疑蒙汉是“作秀”,但我认为他如果真的要作秀,没必要那么傻地选择这种“粗活”,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次,这也是一个爱心活,蒙汉看到老农一个人在田间干活,下田帮助,我相信这首先是出于一种恤民之心。

  关键的问题更在于,蒙汉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去田间参与打稻子,还是一次真正“务本”的工作。

  这些年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大潮下,很多基层干部,从县到乡乃至村干部,都不自觉地抛弃了农业,转而投身招商引资。“杰人观察”见过很多县委书记,他们每天很忙,不是转动于各种应酬投资商的饭局上,就是游走于其他发达地区的“考察”中,抑或彷徨于土地开发规划之中。平心而论,他们大多也是想为任职地带来发展契机,试图以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城镇建设大手笔,改变当地面貌。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项目、大规划、大投资”的宏大叙事当中,很多地方的“三农问题”被边缘化。农民成为被忽视的人,农业成为边角产业,农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一个县委书记是一县之主,而一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县”而非“市”,核心因素就是这个地方的农村人口、农业产业和农村面积占当地的主流。换句话说,县委书记,本应是“三农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关注者。

  湖南溆浦县委书记走进田间打稻子,不管他是否有作秀的成分,这都是一件值得好好肯定的事情。一方面,他的打稻子,和袁隆平院士的吨粮实验,形成了科研、播种与收获的逻辑呼应,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超级稻吨粮田的重要实验基地,溆浦的县委书记能够走进田间,能够认真“苦累”一回,就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响应和行为示范。

  对于蒙汉的这种行为,我不想上纲上线到诸如“群众路线”等政治高度去评价,我只想说,中国需要袁隆平这种扎实扑于田间地头、为10多亿中国人孜孜不倦谋安全的精英科学家,也需要更多蒙汉这种头脑清醒、行动得当、不忘本色的县委书记。


点击支持一下 共有条评论 稻谷 水稻 招商引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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