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上午，由农业部组织的测产结果显示，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省溆浦县第四期超级稻，亩产创造了1026.7公斤的新纪录，这一结果是在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102.6亩杂交稻“Y两优900”成片试验田中经过现场科学测算得出的。

　　从亩产500公斤到700公斤再到破吨粮，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项目在过去十多年中稳步增产，这个好消息让广大中国人颇感兴奋和欣慰。而就在此前几天，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在田间帮农夫打稻子的场景，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据网上报道，10月初，下乡工作的蒙汉路过黄茅园镇，看到一位老人在手工打稻，就径直走进田间帮忙，直到完成一丘田的打稻任务。

　　袁隆平院士破吨粮和县委书记蒙汉打稻子，看似两个不太相干的独立现象，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工业化与城镇化风起潮涌而使农业日益边缘化的当下，在粮食安全日益成为中国突出问题的当代，我们从政治经济的视野观察这两件事，其实可以有很多领悟。

　　作为湖南农村出身并曾亲身干过十多年稻田农活的笔者，我愿意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打稻子活计的要点。

　　稻子长在水稻这一禾本植物的顶端，要收获稻谷，就得设法将谷子和稻草分离。在湖南，传统的方法是“扳禾”，即手工打稻子，它的动作要旨，就是将一束大约200根的稻禾双手抡紧，使劲地望一个装稻谷的木框边缘摔打，使稻子脱离稻草落入木框。一束稻子，大约需要反复用力摔打十来次才能基本完成工序，而一亩田，大约有2.5万兜水稻，要分作2500束来摔打。也就是说，打完一亩稻子，大约需要不停地用力摔打25000次，这个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后来，随着机械化的普及，采用带齿滚筒的“打谷机”，大大降低了打稻强度，但这种机械的一个缺点就是稻谷损失率较高。在多数地方已经普及了打谷机的时候，仍然有少数地区因买不起设备或其他原因（比如为避免稻谷损失）而仍然采用手工打稻。

　　农业专家告诉“杰人观察”，诸如袁隆平院士的试验田，因为需要测产，所以必须尽量做到“颗粒归仓”实现精准测算，所以，手工打稻就是经常采用的一种收获方式。也正是这种科学习惯，让溆浦县很多农民朋友更愿意选择手工打稻。

　　对于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这样一个中年男子来说，其实要自始至终打完一丘稻子，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这是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也许有人质疑蒙汉是“作秀”，但我认为他如果真的要作秀，没必要那么傻地选择这种“粗活”，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次，这也是一个爱心活，蒙汉看到老农一个人在田间干活，下田帮助，我相信这首先是出于一种恤民之心。

　　关键的问题更在于，蒙汉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去田间参与打稻子，还是一次真正“务本”的工作。

　　这些年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大潮下，很多基层干部，从县到乡乃至村干部，都不自觉地抛弃了农业，转而投身招商引资。“杰人观察”见过很多县委书记，他们每天很忙，不是转动于各种应酬投资商的饭局上，就是游走于其他发达地区的“考察”中，抑或彷徨于土地开发规划之中。平心而论，他们大多也是想为任职地带来发展契机，试图以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城镇建设大手笔，改变当地面貌。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项目、大规划、大投资”的宏大叙事当中，很多地方的“三农问题”被边缘化。农民成为被忽视的人，农业成为边角产业，农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一个县委书记是一县之主，而一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县”而非“市”，核心因素就是这个地方的农村人口、农业产业和农村面积占当地的主流。换句话说，县委书记，本应是“三农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关注者。

　　湖南溆浦县委书记走进田间打稻子，不管他是否有作秀的成分，这都是一件值得好好肯定的事情。一方面，他的打稻子，和袁隆平院士的吨粮实验，形成了科研、播种与收获的逻辑呼应，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超级稻吨粮田的重要实验基地，溆浦的县委书记能够走进田间，能够认真“苦累”一回，就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响应和行为示范。

　　对于蒙汉的这种行为，我不想上纲上线到诸如“群众路线”等政治高度去评价，我只想说，中国需要袁隆平这种扎实扑于田间地头、为10多亿中国人孜孜不倦谋安全的精英科学家，也需要更多蒙汉这种头脑清醒、行动得当、不忘本色的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