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我国当今社会的大趋势，也是触及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社会变革。如今，城镇人口正在超过农村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00年时所预言的：“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进程最主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建设中，有多种选择：是执著于高楼大厦平地起，还是注重城镇品质的塑造，以人的生活幸福为核心；是急剧征地、面积大扩展，以新、大、亮为美，还是协调布局，讲究传承，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首要；是头脑发热、盲目攀比、领导拍板、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还是科学决策、依法办事，为城乡人民的文明进步而城镇化。今天，当大量城市新区沦为荒凉之所，甚至变为“死城”时，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其实，在城镇化过程中，文化建设也是关键，因为，缺少文化的城镇化，同样可能沦落为精神上的“死城”。

　　文化跟不上，城市生活就会打折扣

　　北京大兴区庞各庄的西瓜远近闻名，近些年，这里整村整村的农民搬进了社区，住进了楼房，在华联超市购物，在绿草如茵的公园散步，与城里人一样，过起了市民生活。但他们仍觉得不满足，与这里的男女老少聊天，他们还感觉缺了些什么。一位姓张的大妈问，难道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生活？

　　住楼房、逛商场，如果这就是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文明含量就太低了。其实，在城市生活中，精神的寄托、文化的陶冶，至关重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认为，在城镇化急速发展的同时，假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能及时跟进，便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充实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培训的场所，可以提升转型中的新市民的文化素养，可以让农民感受到精神文明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外来人口带来归属感和寄托感。“缺少文化的生活将是一种乏味的生活，也是最容易生发不良爱好的生活。”

　　北京市大兴区，作为传统农业区，正在向现代产业新区迅速迈进，大量农民转为居民，而外来人口也迅猛增长。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大兴区内整建制拆迁的村庄达123个，搬迁人口10万人。2010年末，大兴区非农人口28.4万人，比2005年末增加10万人。在136万常住人口中，有64万是从外地和其他城区搬过来的新移民。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使文化设施捉襟见肘，特别是新规划、新建设的居民区及原来农村地区拥有的文化资源明显不足，人们不是去打麻将，就是去街头和立交桥下唱歌跳舞。针对城镇化带来的这种新情况，大兴区政府自2009年以来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还利用各种空间，兴建多种多样的文化项目，连防空洞、机关与事业单位的闲置房，都拓展为文化活动的新空间。

　　大兴区黄村东部的团河地区共有居民万余人，过去只有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作为文化活动室，自从大兴区观音寺街道与北京某单位合作，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开辟成“百姓活动空间”以来，紧闭的大门打开了。在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活动中心里，乒乓球、台球、棋牌活动室，以及舞蹈排练厅、图书室、书画室、阅览室一应俱全。金华里社区是以平房为主的社区，流动人口较多，社区定期开展“融合日”活动，把流动人口称为社区“新居民”，居委会组织社区里的文艺骨干，组建演出团，义务在小区内为外来人口演出，同时组织开展各项咨询服务，让外来人口感受到“家”的温暖。据统计，大兴区的公共文化设施从2011年的12.65万平方米增长到2013年的16.97万平方米，增幅高达34.15%。大兴区副区长王荣彬说：“只有在城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前规划，舍得投入，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才能提升城镇和居民的文化品位。”

　　农民变市民，需要文化营养的滋润

　　告别了传统的耕作与生活，从独门独院的乡村住房搬进五方杂处的城市社区，在陌生的环境里，如何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生活，是刚刚放下锄头镰刀的新市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文化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成都龙泉驿区市民艺术学校是全国第一家针对普通市民开设的公益性学校，最大特色是“零门槛、不收费”。目前，学校每期培训班有3000人，其中约1/4是进城农民。在这所开设了乐器、舞蹈、蜀绣、芭蕾、乒乓球、跆拳道等课目的学校里，新市民们找到了精神家园，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