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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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着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