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县域城市向公务员“摊派”卖房，一边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特大城市无法遏制的就业吸引力，两相对照凸显的是县域城镇化的尴尬处境：即便放开了户籍，即便房价不再高得遥不可及，由于没有充足的产业支撑，洗脚上城的农民工优先选择的仍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特大城市，县域城镇化只是看起来很美好。

　　县域城镇化利好不断

　　对县域城镇化而言，2013年无疑是利好不断的一年。现行户籍制度无疑是推进城镇化需要改革的制度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作出明确回应，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据此规定，对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的农民来说，县域落户已无任何门槛可言。

　　不只是户籍。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分析指出，塔式级别化的行政体制和内生发展动力缺乏是目前我国小城镇发展得不好的重要原因。为促进小城镇发展，建立国家支持政策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机制改革。通过改革，缓解塔式级别化行政体制的弊端，实施扩权强镇。统筹小城镇和农村建设，培育小城镇内生发展动力，建立以镇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机制。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全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都将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定向在县域地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0日公布了西部大开发九大重点领域。为稳步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国将加强跨区域规划的协调实施，在有条件的地区，引导形成城市群。

　　产业空洞难以支持县域城镇化

　　但这些无疑只是“远水”，难以解决县域城镇化产业发展、就业匮乏的“近渴”。

　　江苏常州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据媒体报道，常州市很多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后只能靠做一些保洁、保安等低层次的工作才能维持生计。农民一“上楼”就面临着失业。

　　产业基础薄弱难以支撑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尤为明显。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陈仁贵说，许多小城镇产业发展规模小、集聚少、不平衡，市场竞争力不强，尤其缺乏龙头企业，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对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层次低，市场发育不健全，难以集聚当地居民就地就近就业。“旅游业多是依靠一庙、一河、一山，小打小闹，难成气候。有的地方号称工业园区，里面却没有内容，更多就业就是指望开个小门店，经营小商品。”陈仁贵说。

　　客观上是壮大县域经济有着多重困难，主观上是部分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两者作用下，发展房地产成为大多数县域的共同选择。在此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县域房地产过剩和公务员摊派“卖房”的无奈。

　　融入城市群才有未来

　　正如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分析，现有的县域经济疲弱现状是塔式级别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后果。在这一现状改变之前，即便是放开户籍，县域经济也难变内生发展动力匮乏的现状。

　　加大特色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能否改变呢？恐怕也不乐观。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短缺主要集中在医疗服务、环保、教育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在县域推进的难度很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中国城镇化、促进民生改善的根本支撑点，但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与民生、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高质量增长。而在人才匮乏、资金匮乏的县域地区，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县域经济的出路在于融入城市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之外，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据此可以推出，城市群将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基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