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怀勇介绍，我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制定了农业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规，涉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有不少。

　　“但农地产权关系的不清、农业环境资源的人为低价、现代环境法律制度在农村地区的弱适用等，均是造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王怀勇说。

　　应尽快出台农业生态环保法律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抓紧编制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从2014年开始，继续在陡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开展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湿试点。

　　陈锡文也表示，从今年开始，将在5个方面推进受损害土地休养生息。包括对重金属超标的土地将进行处理、对25度以上陡坡耕地要进行退耕还林、开垦了不该开垦的湿地逐步退耕还湿、饮用水源上游进行农业生产的要退出、对地下水“漏斗”地区严格限制超采地下水。

　　朱立志认为，这些措施都很好，但关键在于执行，发现问题后如何处理。

　　“我是研究政策的，但是我很清楚，现在到了要把法律问题放在头等地位的时候。”朱立志说。

　　王怀勇也认为，落实中央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生态立法，将可持续发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与可操作化。

　　具体而言，王怀勇建议，应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基础的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机制，提高资源环境执法部门的权威性与独立执法能力；完善动物防疫法、进出境植物检疫法，建立动植物检疫长效机制，防范外来动植物疫病和有害物种入侵；贯彻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农业循环经济技术法规和标准、行业市场准入机制。

　　我国著名环境法专家、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戚道孟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呼吁，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保护制度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有效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环境保护与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我国现有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片面且适用性不强，缺乏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需要。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对农业环境保护作了某些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对农业环境保护工作规定不系统、不具体、针对性不强，在实行工作中难以有效实施。且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业环境违法行为缺少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农业环境执法中‘无法可依’的局面。”戚道孟认为。

　　他因此提出，强化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把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