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别以日本泡沫经济和“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为比较，指明日本试图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时，公共投资遇到“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层层折扣问题。进而，过剩的流动性冲向虚拟经济，造成经济泡沫。

　　蔡昉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在于，继续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在蔡昉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乃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因此应该关注供给因素，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因此，他重点关注了土地、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几个要素，特别指明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即资本劳动比的提供，并不必然汇成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可能失去公平竞争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例如“失去的20年”的日本，将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中国1978～2007年的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非国有经济中分别为26%和74%，而在国有经济中则刚好相反，分别为74%和26%。

　　蔡昉的结论是：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关注供给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