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与农业一向被视为我国重中之重的课题，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十年聚焦农业。12月23-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以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作为讨论重点。闭幕当晚发布的公告表示，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会议还强调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要保证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是否要坚持耕地红线和粮食高自给率，近年来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今年的另一个重大看点则是是否维持高的粮食自给率。据报道，会议讨论了三项数据：目前口粮自给率基本达到100%，谷物自给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粮食总体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这不免使人猜测，2008年颁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的规定是不是要坚守。近年来粮食进口量占消费量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进口增加并不能和粮食安全程度降低画等号，增多进口只不过是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包括进口价格更低的粮食，因此追求僵化的自给率并不是个好主意。

　　不过，对于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多角度考察。

　　一个决不能忽视的前提是，我国虽然一向号称“地大物博”，但其实是个农业基础较为脆弱的国家，可耕地面积、质量以及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未来可持续发展压力巨大。加之随着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粮食需求会不断增大，因为居民饮食结构变化会增大对饲料用量的需求，同时工业用粮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工业和生活用水也将对水资源产生更大压力。所以总体来说，虽然多年来粮食产量逐年上升，短期压力不大，但仍不容盲目乐观。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结，而工业化进程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质量降低，这的确关系到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禀赋问题。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还将不断增加，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峰值，但总耕地面积将呈减少趋势，粮食供需矛盾依然严峻，而且还需要防范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自然灾害等“黑天鹅事件”。耕地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土地用途一旦转向建设用地等方面就将是不可逆转的。粮食的可获得性是一项国际性的安全问题，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国家战略规划，即使是人均耕地是中国九倍的美国也非常重视土地用途管制和耕地保护。所以，耕地保护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只是方式上可更多利用补贴等经济手段，而不是僵化的行政指令。

　　但是以自给自足作为主要追求的传统粮食安全观也需要革新，的确也应该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在学界虽然多数人仍坚持自给为主、进口为辅，但也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追求过高的粮食自给率容易造成过度的补贴扭曲价格，在中国已加入WTO的情况下仍坚守追求高自给率的思维行不通，但如果自给率过低对国家粮食安全确有不利影响。在安全的国际环境下多进口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产品，可以改善国内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解放出农业的劳动力实现产业升级。

　　同时，也不能静止地看待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是一方面，在保证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必须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确保产能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才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今年初的“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村合作社流转，这些都是规模和效率上更先进的农业经营主体。向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的方向发展，是农业的必由之路。不过我国的问题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流转方面的制度软肋，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中、用途的提升和效用的发挥。

　　本次农村工作会议表示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同时又表示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这些是原则上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做法需要具体探讨，因为坚持集体所有制不意味着现有的做法毫无问题。要让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就必须大力推动农地流转和走向规模化的农业经营。为此，市场机制的确是要发挥，资本下乡整合农地从理论上讲也没有坏处，但这应该建立在产权结构清晰并受到严格保障的基础之上，确保这是平等主体之间自愿、公平的交易。但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是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在农民需要保护的时候不见踪影，而在需要处分、转让土地的时候，就往往以基层政府的面目出现而与农民争利，或者直接巧取豪夺，导致因征地拆迁产生的纠纷层出不穷。土地问题的根本是附着于土地的各种财产权利的分配问题，因此必须合理划定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与“集体”的权益分配安排，解决集体所有制下所有者虚置问题，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推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