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中储粮大火，再度将中国的粮食储备问题摆到了公众的视线中。

　　火灾仅仅是导致囤积粮食浪费的因素之一，但假使没有发生火灾，巨量粮食的囤放其实也很容易以其他方式导致粮食的霉变或不可食用。类似的事件在近年来并不少见。资料显示，2003年末至2004年初，3000吨“霉变粮食”经“烘干”入库。此后，霉粮掺杂在其他粮食中被运往各地，其间发生了“万吨霉粮”被上海方面退货的丑闻。在更早些时候的上世纪末，东北地区也发生过大量收储粮食因为没有存储空间而露天囤积，陈化后只能用于做生物燃料的先例，造成了巨大的国家损失。

　　粮食需要有储备，但过头了就未必是好事。中国巨量的储备粮食，至少以当前规模的巨量储备，明显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范围，恰恰是这种与需求端不相吻合的储备规模，最终导致了以中储粮大火为代表的国储粮浪费事件的发生。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粮食过剩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按照中国80年代之后的粮食价格及库存变化情况来看，不到20年的过程中，受到记载的粮食过剩，就有三次之多，三次粮食过剩成为了80年代后的中国粮储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储备不可避免的进入淤积的状态。最近的第三次大规模粮食过剩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前几年，由于粮价保护，直接引发了粮食过剩的局面。仅1997年末国家粮食过量库存就有4000亿斤，其中过剩的部分就超过2000亿斤，而过剩的粮食又不可能投放市场，为此粮食部门不得不大量亏损出口粮食。

　　为什么说价格保护导致了粮食过剩的局面？而为什么过剩的储备粮食又不敢投放市场呢？这个问题与我国的农业政策紧密相关。

　　关心近几年中国粮食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已经进入粮食丰收的第十个年头，连续丰收的大背景，不仅没有导致粮食价格的下滑，反而在庞大国际粮食进口的挤压下，仅以国内的消费水平维持了稳中有升的粮食价格。这种违背经济学供需关系的价格走向，恰恰是政府收储粮食的结果。

　　政府的大规模收储相当于一种隐形福利，是为了稳定第一产业人口，和弥补二元结构对农村的剪刀差剥削。对于初中课本稍有印象的80后都会记得一篇关于粮食丰收后粮行降价的课文，国家对于粮食的大规模收储恰恰是基于对这种情况的防患，同时也对冲了市场调剂本身周期之后，对于粮食供给端种植者意愿的错误左右。在国家收储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国内粮食种植人口和面积逐渐趋于稳定，并且粮食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这是粮食收储的优点。

　　然而粮食收储同样对于国家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弊端。因为缺乏市场化的调节，中国粮食市场在近几年以来常年处于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状态，粮食过剩得不到市场机制的调节，转而因为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方针，巨量的过剩粮食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庞大负担。甚至于以国家财政收储，并不可能达到平复粮价的目的――从调控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不可取和不现实的。于是中国粮食呈现出一种怪相：国家拼命地收储，粮食价格却依旧维持低位，粮农和国家都很受伤。

　　这种巨量的粮食储备和源源不断的收储压力反而成为了政府的一块心病。这几年，粮农收入下降，国家财政负担增加，主要原因就是粮食过剩、粮价过低。如果能把粮食总量供给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使市场粮价得到回升，国家就没必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必支付超储补贴，粮农的收入也将相应增加，许多问题将能迎刃而解。

　　看来又是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作祟，使得政府不承认过剩的事实，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和财政亏损。于是，政策需求阻碍了市场机制对过剩的调节，带来的只有大量过剩库存的积压，而粮食库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最终会变成政府的财政赤字。96年以后的保护价政策就是财政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粮食安全当然重要，但过分考虑了这个，中国就无法借由市场机制调节粮食问题。08年时面对全球性粮荒，中国本身有机会抛售一部分库存，以盈利的姿态同时缓解国内粮食过剩的局面。但恰恰是因为怕粮食危机蔓延和粮食安全的考虑，政府取消了粮食出口退税，并且加征出口税，使得国内粮储错失出手良机。紧随其后，随着需求刺激，全球性粮食供给爆炸性增长，全球性粮食过剩的局面一直蔓延至今。而中国本身，也只能进一步在过剩的深渊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