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短期内仅允许农地在农村内部流转，限制工商企业扩展可有效保护农民利益。然而，从长期看，过度限制各种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只允许农地在农村内部流转，不仅使农地流转难以达到有效优化，也在不同程度扭曲和低估了农地价格，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因此，逐渐取消农地流转的市场准入，允许各种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将有助于促进农地价格的市场出清和农地的有效流转，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12月22日，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年聚焦三农，预示着中国改革重心再度回归农村，改革红利的信号释放清晰可见。

　　笔者认为，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突出强调深化农村改革，积极创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无疑将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具体而言，鼓励联产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经营创新，农产生产环节的自组织能力将显著增强，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将逐渐摆脱对现有流通和加工企业的依赖，具备直接参与市场博弈的议价能力。

　　与此同时，推动农地合理有序流转，使零散农地集中到种粮能手，提高了农地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也促进农村经济的社会分工内生紧凑化，加快市场化改革。如新型农场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节约成本，会把农田水渠等水利水电基建剥离出来，让度给更专业的水利水电组织运营，从而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又如农地在农村内部以转租、土地入股等形式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组织，将推动农村内部资金的资本化和分工专业化，使农业生产流程流水线化作业，进而为家庭农场向现代企业化的农场过渡提供土壤。

　　不仅如此，连片后的农地规模化运营，农田水利水电等农业基建将变成各种农场的内部诉求，显著缓解农村水利水电等基建的公地悲剧效应。此外，随着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的完成，农民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证后，耕地和建筑用地将如同城市的不动产，具有了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等土地资产价值的显性化功能，增强农地对金融资源的杠杆效应，进而促进农村土地要素与产业资本的有效联动。

　　当然，当前对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探索，尚只是农地集中运营的初始阶段，倚重的只是农地集中化运营所释放出的规模协同和产出效应，以家庭农场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机制，尚不足以催生出农业分工的社会化和专业化，促进家庭农场等转型为现代农场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即将启动的创业经营模式的探索，主要旨在借助新型农场重塑粮食生产环节，以增加粮食产出，但若缺乏现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有效配合，单凭抱团取暖式集中耕作，很难有效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粮食生产效率。如目前种粮大户的亩产收益在500元左右，相比零散式分户运营并未显著提高。同时，在现有以中储粮等为主的粮食流通体制下，粮食生产依然属于政策驱动型而非市场驱动型，新型农场要么因自身缺乏资本，要么受制于现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准入等，很难有效参与到粮食深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增加对市场的敏感应对能力，也就难以有效避免谷贱伤农、产销不对路和增产不增收等问题。

　　其次，目前农地流转局限于农村内部的农户间，对工商企业设定市场准入性限定，牵制了新型农场经营向现代农场转型的空间。随着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启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将成为新的资源洼地，各类资本将逐渐涌入农业和农村市场，而外部资本一旦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相互碰撞，很容易出现村集体强制或限制农地自由流转现象，加剧农村经济社会不稳定性。为此，是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并明确限制工商企业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扩张。

　　应该说，短期内仅允许农地在农村内部流转，限制工商企业扩展可有效保护农民利益。然而，从长期看，过度限制各种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只允许农地在农村内部流转，不仅使农地流转难以达到有效优化，也在不同程度扭曲和低估了农地价格，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因此，逐渐取消农地流转的市场准入，允许各种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将有助于促进农地价格的市场出清和农地的有效流转，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毕竟，各种致力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企业和资本，是今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创新等的主导力量，单凭农地在农户内部流转难以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改造。一则各种资本参与农业生产领域，将显著提高农地流转的市场优化配置效率，使农地流转至最能最大化单位产出的运营者之手，提高农地流转的边际价格；再则允许各类资本投资农业生产，将极大地推动农业的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提高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边际产出率，使粮食的产供销体系实行无缝对接，促进整个农业生态的重塑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