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准公共性。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像农产品一样，每个人每天都必不可少，连人类养殖的动物也加入了这个需求队伍。农产品的社会属性遍及所有人及人们养殖的动物。显而易见，它具有极强的准公共性。而农业的生产对象又是活的生命体，它们无法像工业品那样可以任人摆布，它们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周期无法打破，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业要改变自身弱质产业的位置，走出自身弱势地位的困境，十分不易。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越是发达国家补贴就越高。2011年美国农民人均获得政府的投入相当于2.5万元人民币，约是中国的三十倍，美国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的直接补贴高达47%。这种不计成本的补贴目的就在于确保农产品的公共需求，它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不需要吃饭的人。

　　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认清自身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公共责任，一面参与市场竞争，一面还需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社会责任。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自身弱质、弱势的天然位置，明了自身弱质、弱势的根源所在。

　　基于此，农业在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驾齐驱共同担负起推进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使命进程中，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唤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赢得全社会的普遍支持，获取全社会的广泛帮助，让公共性真正姓“公”，从而改变从“重中之重”到“轻中之轻”的巨大落差。

　　三是引领性。中央已经把农业摆在了引领的位置。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农业，最早的重农思想比法国重农学派产生要早2000多年。先秦就提出“农事害乃饥之本”，西汉则指出“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唐代已明确“农者天下为本”。但是，都只是停留在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位置上。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同样高度重视农业，但事实上在重视程度上总是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进入新世纪，中央开始把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升到了引领高度。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吴邦国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同志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一个在汉语词汇里已达极点的程度表述，足以说明农业在顶层心目中的位置。2011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三化同步”，继而在党的十八大上又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

　　中外大量实践证明，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农业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完全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例如，凡是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繁荣，二产、三产就比较发达，农民的非农就业率就高；凡是农业现代科技、现代设施、现代管理深入推广的地方，那里的农业产出率就高，综合效益就好；凡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多体量大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就高，合作意识就强，民主氛围就浓；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化分工就细，专业化程度就高，劳动生产率就高，市场化程度就高。许多实例表明，一个地方的农业一旦站到引领的位置上，那里的城市化推进就快，农民收入就高，城乡差距就小，社会和谐度就高。荷兰是世界著名低地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仅一亩多，农业条件相对较差，但其花卉产业却成为领引全国的主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以花卉为主的农产品净出口值一直保持在130多亿美元左右，约占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份额的10％，居世界第3位。整个花卉业提供了57000个全日工作岗位，同时还为供应公司制造了15000个全日工作岗位。我国山东的寿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选准蔬菜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常抓不懈，目前年产蔬菜400万吨，拥有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产品除销往全国各地外，还出口至日、韩、中国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2011年，实现财政总收入69.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保守估算达一万多元。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玉米之于吉林、棉花之于新疆、双汇之于河南，都已成为引领当地的主导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