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一轮改革起点，农业再次被赋予历史重任。

　　中国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其标志为“包产到户”。如今“三农”问题仍是各项工作重中之重。从生产关系层面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直接关乎“新四化”目标的实现。

　　业内人士认为，明年中央一号文件有望聚焦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鼓励新型合作社的发展和推广，此举对农村生产力解放意义重大。农地流转、农业机械、农资流通等板块的公司将直接受益于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一号文件或涉及制度变革

　　回顾上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时间应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这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1979年，小岗村实现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广大农村地区逐步走上致富道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逐步提高，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农业需要由一亩三分地式的生产转向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转变，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和单位产出。近几年的一号文件主要聚焦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提升科技含量等方面。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近几年一号文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提升“硬件”水平，而2013年的一号文件应当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软件”内容，也就是制度变革。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可以说触及到了“三农”问题的根本，应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或者说是鼓励发展新型合作社。

　　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撰文指出，深刻理解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惠农政策有望增加新内涵

　　对于合作社概念的理解，有专家指出，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和合作社的意识培育长期以来落后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进展，面临着合作制重建的艰巨任务。

　　1995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百年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指出，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自治联合体。

　　学者唐宗?对此进行了四点解释：首先，合作社是“自治联合体”，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的附属物；其次，自治联合体是人的联合；第三，人们自愿联合的目的是满足社员的各方面需求；第四，合作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法人治理结构。唐宗?认为，“联合所有”保证了社员个人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在“共同所有”下对社员权益的侵犯；“民主控制”保证了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的资本、经营决策和分配实施控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

　　据了解，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其实是经营形式的创新，包括种养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不论是合作社形式，还是“公司+农户”形式，农户始终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业内人士认为，从这一论述看，组织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有望成为新的惠农政策主题。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头阵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要素投入的集约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生产手段的科技化、产业经营的一体化。由此看来，发展新型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组织化生产提上日程，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则将为此扫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