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商业化倾向之后，利润成为银行最重要的考核目标。”杜晓山说，“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一般易成为一对难以统一的矛盾。若是完全基于市场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这也成为农信社改制最被诟病的原因――改制后农信社“脱农”的冲动越来越大，虽然实力增强之后涉农贷款总量增加，但所占比例却在下降，本应该服务于农业的农信社也开始把重点转向城市，向高收益行业转移。

　　银监会去年8月宣布，从2011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截至2011年末，全国已有402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农村银行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

　　基层农信社系统对银监会“一刀切”也表示了不同看法。

　　浙江一位县级农信社的负责人称，“一刀切”的改制将严重弱化农村金融服务，他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不缺大型商业银行，缺少的是为农民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农信社纯农业贷款占到了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95%以上，其贷款利率也低于邮储、村镇银行等新兴机构。农信社若全部改制为商业银行，将没有机构承担合作金融的角色。

　　曹力群认为，农信社改制之后实力增强确实加大了对农村信贷的投入，但同时它的风险控制也增强了。北京市金融基础雄厚但仍然存在刘春明们贷款难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信社改制为一级法人的农商行，对于风险控制和信贷总量更加严格。“改制后权力上收得太厉害，即使基层人员想贷款，也没有钱贷。”

　　据渤海镇副镇长钟福全介绍，去年渤海镇的存款余额为3亿元人民币，所获贷款总计4600万，农商行是镇上唯一的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的结构“秘密”

　　根据银监会最新统计，到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14.6万亿元，较上年初增长2.7万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4.9%，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8.8个百分点。

　　对于此，曹力群认为，出现涉农贷款大幅增加而农村资金困难并存的情况，表明金融供给的总量和结构都出了问题。

　　央行公布的《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三农”贷款随各项贷款增速回落而有所减缓。农户贷款余额3.10万亿元，同比增长19.1%，比上年末下降10.1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5017亿元，同比少增867亿元。农业贷款余额2.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2%，比上年末低9.8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增加2452亿元，同比少增1640亿元。

　　根据《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涉农贷款分为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以及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三大类。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惠及农民的就是农户小额贷款，这种贷款属于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方便快捷。但缺点是数额太小，很难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根据农业部对2万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统计，2010年，农户借贷首要的资金来源为私人借款即民间借贷，占到52.91%，比2003年的65.97%下降了13.06个百分点；银行贷款(主要是农行)占到20.31%，比2003年增加了6.45个百分点，信用社贷款占到25.59%，比2003年增加了6.69个百分点。

　　这表明，近年来农行和信用社对于农村的信贷投入都有所增强，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意愿也在增强，但所占比重不大，民间借贷仍然是农民借贷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曹力群表示，农民当前资金需求缺口比较大的养殖业和设施农业，常常是以十万计的，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传统的民间借贷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农户对金融的需求已经产生，而金融机构的供给方式却还没有发生变化，需求和供给的缺口越来越大，农村金融失血的情况并没有随着农信社改制、农行上市以及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的兴起而有根本改善。”曹力群说。

　　而为了加强农村金融的力度，监管部门向金融机构提出了“硬要求”――确保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时财政部还对达标机构给予财政补贴。

　　然而，金融机构在涉农贷款的投向上却有明显的偏好，这也是银行业界公开的秘密。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银行的涉农贷款大多都投向了企业和城市近郊城镇化，房地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