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之后，很多稍大一点的城市在当下都变得人满为患、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使“在中国，继续发展国际大都市”受到质疑甚至否定。

　　但实际上，由于都市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主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至少还将持续35年左右，以及中国当代城市在全球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发展不足”，因而，对在现实世界中正艰难跋涉、奋力拼杀的中国大都市，最需要的是理性而科学的认识。

　　国际大都市推动“城市群”和“国际化”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或“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群，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在都市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正在演化为“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实力比拼，而传统的农业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影响则日益衰弱，可以说“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不仅是农业人口巨大、工业经济积累薄弱、城市化水平起点低，同时，与两个世纪前英美那种人口与资源在空间流动上相对均衡、在时间节奏上相对缓慢的城市化模式不同，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快被卷入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在现实中，大都市甚至仅仅是一个招牌，都有利于聚集人力、经济与文化资本，给城市本身带来“人气”、“财源”或“城市形象”一类的“象征资本”。根源在于，在都市化进程中，“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其对城市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尽快地扩展与升级，因为城市的空间越大、功能越全、影响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优质人口、资本与文化的集聚，以便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都市化”与“国际化”如影随形。当代大都市无一不是国际化的产物，中国的国际化重任必然要由率先发展、与世界城市差距较小的大都市挺身承担。这是国家在2005年明确提出“城市群”战略之后，2007年又将“国际化”纳入最高战略体系的根本原因。

　　大都市和农村并不对立

　　农业和农村地区是中国发展最敏感的一根中枢神经，也是一些人批判和否定大都市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根源。在都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农业经济的“破产化”、农业文明及其价值理想的“消失”，使人们把“大都市”与“农村”对立起来、甚至产生城市化导致了“伪村”等偏颇认识和抵制情绪。

　　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因为它只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矛盾，而没有看到大都市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为综合解决城乡矛盾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与先进实践框架。首先，以中国最头痛的人口问题为中介与桥梁，都市化进程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人口的结构性转型。其次，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再次，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

　　村的建设与发展，不是远离大都市，而是如何更好地接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与辐射，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村建设目标。

　　如何看待“国际大都市”

　　真正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并不是“国际大都市”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概念、口号，而在于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经济型城市化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罗马化”来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楼、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特别是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顾城市的承载极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处在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城市大跃进”中。

　　只要这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着“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的招牌，还是现在打着“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旗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