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然而,实际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
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改革――争论”中前进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8个1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另一个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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