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农业投入十分慷慨。“生产的钱舍得花，而流通的钱舍不得花”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似乎认定，任何流通成本似乎都是多余的，只要把流通环节“消灭掉”，流通成本就可以“轻易消失”。这是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在成本问题上的极大误解。对必要的流通费用问题从来没有受到过同等重视和对待，导致农产品的储运购销资金和基础设施投入也是多有欠缺。而在生产和流通日益融合，市场信息、流通渠道、流通成本等越加成为要害和瓶颈的场合，农产品的整体效能和供求平衡、市场稳定，已经越来越取决于流通的状况。对流通成本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多年来，许多看上去是生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流通不畅、信息不通所致。因此，稳市场、保流通要与保生产并重。

　　2、建立反周期的长效机制、培育市场体系刻不容缓

　　要联手加强信息共享和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以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为基础，建立不以农产品一时的、暂时的多与少为依归的前瞻性的反周期调控监测体系，否则将总是陷入被动和支付巨额的政府开支。

　　实行反周期应对。去年11、12月份“两节”前夕，极为强烈的高菜价信号已经预示着大宗蔬菜供给注定将接踵而至，这就是市场规律。而不少地方政府却很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顺周期”政策予以大肆鼓励，学界关于警惕蔬菜供应很快将出现过剩的呼吁根本无人理睬。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就是政府加市场，共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放大信号和强烈误导，造成蔬菜种植面积的瞬间叠加。这才是蔬菜过剩的真正原因。而将蔬菜如此大面积过剩、集中上市的责任一概都推给“气候原因”，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应实行反周期调控。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前数月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监测上，而不要再搞马后炮、顺周期，人为放大供求矛盾。这些先行指标包括：种植面积的新变动，农民的种养殖意愿的新变动，农资、肥料、种子采购的新变动，专业户、专业社的订单新变动等等。目前，在菜贱伤农的情况下，尤其要更多留意下一阶段农民有可能大幅减少种植养殖意愿的情况，打出反周期的提前量，防止今年夏秋季再度出现蔬菜荒、菜价涨和人心不稳。

　　3、顺应市场规律，提高政府调控水平

　　流通环节多与少、价格高与低，是由蔬菜自然属性和自然特点决定的，主要应由市场调节，市场裁决，政府决不可作硬性规定。为此，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根据农产品生产、流通特点和周期性，提供周到的服务，而不是直接插手行政干预。尤其是要率先降低由于现行体制不合理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打破流通渠道行政化和地区分割封锁，将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多与少、环节的多与少、价格的高与低，交由市场裁决。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上述农产品现行指标的监测预警前移、下沉，至少提前一个周期，分品种发布供求动向信息，向社会提出前瞻性、精确化的种养殖信号和建议，提供蔬菜食品供求、价格走势等预测信息的指导和服务，降低中间商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为批发商减负，为 “农超对接”减负。

　　在建立反周期机制的过程中，要对影响较大的蔬菜供应基地加强先行指标的重点监测。例如，对主产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种植面积中短期变动、种养殖中短期意向、农资中短期采购变化、涉农订单中短期变动、蔬菜存储的短期动向，分地区的主销区消费需求的变动，购买意向等等提前进行调查摸底。

　　对于普遍看好的“农超对接”，虽然能效较高、成本较低、环节较少，但前提是需要具备大规模集中精确供给与超市大规模集中精确采购为条件，而农民组织化程度普遍很低，“农超对接”目前尚难以大面积推广，蔬菜批发市场将依然是长期依赖的流通渠道。

　　与此同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还要具体分析，做到两个分清。第一是分清相互关联的两种短期波动。一是实体经济中真实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价格周期性、规律性的正常波动；二是在此基础上由过度投机、体制弊端、预期偏差等因素所导致的被放大的异常波动。其中，若不想给过度投机热钱获取暴利的机会，就需要构建牢靠、灵敏、高效、安全、低成本的产供销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异常复杂微妙，后者虚无缥缈，变化多端，极难掌控。对此，期货与现货市场协调好了，可以防范异常波动，化解正常波动；但倘若搞得不好，则会放大正常波动、激化异常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