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书记将城中村与文物古迹等量齐观。这里透露出城中村有两重的历史价值：一则，广州的村庄多是古代北方望族南下建立，源来有自，源远流长。二则，城中村是广州发展的“印记”，是一种现当代的文物，这一印记不可磨灭，城市形态的多样性不应消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考察意大利各个历史文化名城期间提出：在改造城中村时，也不要全部推倒重来，如广州可选择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以留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记。

　　这个观点，恐怕大出不少主流人士的意外，实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别开生面，与远见卓识。

　　说汪洋书记的话别开生面，是因为这与主流话语中已然形成的“城中村意识形态”大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郊村庄经历了“被城市化”的过程，贡献了土地，栖息过八成的“新客家”，为城市飞速发展承担了消化、解毒、造血等后勤与保障功能，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以城中村的空间换得城市空间，以城中村发展的滞后换得城市发展的速度。然而，它担上了城市的原罪，它本身也成了城市的原罪。在主流话语中，它一向处于一个许多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位置，似乎全部拆迁就是它们的必然命运。这是汪书记提议的深刻背景。

　　事实上，关于珠三角城中村，也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研究。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学者高政轩就为此写下博士论文，他分析了十几年来权力话语中对于城中村的报道与论述，认为存在一个“污名化”的过程，某些机构、某些人往往“先验地”将城中村破败的景观“意识形态化”，断言城中村是“旧时代的农民意识残留，难于融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保守而抵制创新，有碍于城市先进文化的发展”，从而铸成“城中村=落后，城市=先进”的框子，预先设定城中村只有拆迁才是“唯一的道路”。先利用、再污名、再清除，就这么一个不义的过程。

　　笔者曾在林和、棠下两村住过三年，发现,除了环境没有那么光鲜之外，它的负面因素，并不会比高档小区和主要城区更多。同时，笔者在其中常常感到生生不息的活力，感受它们生成的各种机会与新的七十二行，丁磊、马云就是从城中村走出去的人物。这里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草根经济，其中的创造能力、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宽容度量与简朴作风令人意外也令人赞赏。“城市的空气自由”，这是一位欧洲哲人对于城市本质的描述。自然发育、市民社会，这两点城市最为重要的内在，居然是城中村更为切近，这是广州本来就有的平民城市气质。对于城中村的独特性，我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感到，汪洋书记和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一样，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首先是看到了村庄的历史价值。汪书记是在考察历史名城期间、强调保护老城老街老屋的同时提出保留有代表性的城中村的。他将城中村与文物古迹等量齐观。这里透露出城中村有两重的历史价值：一则，广州的村庄均是古代北方望族南下建立，源来有自，源远流长。比如，天河棠东就聚集苏东坡的后人，城北有孔夫子的传人与颜回的后代，番禺有屈原的后裔。黄埔村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三元里有抗英遗址。可以说城中村有大量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二则，城中村是广州发展的“印记”，是一种现当代的文物，这一印记不可磨灭，城市形态的多样性不应消失。

　　另外，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城中村既不应全拆，也很难全拆。合适的做法是因应每个村庄的个性与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全拆、部分拆、保留等方式对待。我们既要看到已到了城市报答并回馈城中村的时刻，也要看到在未来，城中村依然会有它独特的甚至于不可代替的作用，经过改造、美化也可以为城市增添光彩。正如一位外地网友所说：“城中之村，这是多么优美的名字啊！”

　　汪书记的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给被视为老大难的城中村问题来了一次智慧的解套。城与村，本为兄弟，并不矛盾，村是城中的村，而城也可以是村中的城，完全可以携手发展，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