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1日拉开帷幕，并将以新世纪以来中央第八次一号文件的形式发放各地。是次会议预计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明年的政策主题；而农村水利建设和生物育种等将成为明年“保供”目标的工作重点。

　　毋庸讳言，当前通胀高企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的薄弱，使明年农产品保供和加快农村水利建设等变得尤为关键。然而，单纯寄希望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煞费苦心的农业投入等更多是一种应急之举，尚难以从根本上释放农村经济活力、理顺三农经济的市场秩序。

　　近年来，政府以取消农业税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支持农业。这虽暂时性地缓解了粮食供给状况，但这种过度依赖政策性激励引导，未能形成农民对生产投入的市场自觉行为，使三农问题长期交织于政策性激励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张力之间，在制度和体制上却未能获得突破。最终使政府需要以不断的政策激励刺激农业生产，而非以市场激励扩大三农投入。如近年来，粮食的连续增产更多的是通过政策性的扩大播种面积和改变农产品种植结构(鼓励多种小麦、稻谷等高产作物)，而非提高单位产量；恰恰反映了农业当前主要依据的是政策性激励，而非农民基于市场交易自利之激励所实现。

　　当前农业投资动力不足的成因非常复杂，首先，当前农产品产供销体系的拼凑性市场格局，使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无法对农业产生激励效应。粮食流通体制则实行双轨制，即中储粮的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的粮食流通；同时城市农产品销售的市场准入制，使农民无法自由地到农副产品市场直接出售。

　　这种粮食流通的双轨格局和市场准入制，一方面导致农产品价格无法对农业产生直接的激励效应，使农业生产与市场割裂；另一方面，具有市场准入资格的粮食深加工和销售主体，把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的利润投入了房地产等领域，如中粮旗下的子公司进军房地产市场，从而使当前这种粮食产供销体系裂变成了农业资源的流失通道。

　　其次，当前以户为主的联产承包制、农地流转受限和农业生产自助组织无法自由设立等，牵制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并导致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缺位；同时在农业生产经营上限制了农业的专业化、标准化等。当前农业抗自然灾害能力的不足，本质上就是以户为单位的生产主体无法应对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旱涝风险。如当前农村水利建设基本为20世纪70-80年代修建的，长期欠修，降低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效果不明显。其一，地方政府配套不到位，导致许多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成为半吊子工程。其二，即便中央地方资金到位，使政府负责的骨干性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化，但政府投资的大渠引来的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却由于村集体的水利毛细管年久失修而无法把水引入农田。

　　然而，不论是政府投资的大渠还是农民呼吁政府投资小渠以把水真正引入农田，都未能走出过去的投资运营模式，都将面临着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水利网络修缮后，如何运营和维护管理的难题。显然，允许农民成立专业的生产经营组织，参与农村水利等建设和其他农业服务型产业，将有助于构建市场主导的权责明确的各类农村运营主体，服务于农业。

　　长期以来，耕地补偿标准远低于土地用途改变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使得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无疑把本属农业的收益，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成为了当前农业资源流失最为严重的通道之一。

　　因此，当前三农问题破局的关键是体制性突破和市场化改造，而非单纯依靠农业基础投入和政策护航的农产品“保供”。如改革当前业已不合时宜的农产品产供销体系，允许农民成立各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参与到农产品产、供和销的各个领域，允许农地流转和农地直接入市，实行城乡用地市场价补偿标准等。显然，这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要比每年都出针对农业的一号文件要更具治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