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睿鸫

　　目前，在省级层面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的有北京等7个省（区、市），其中按月发放的有6个：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云南、宁夏等6个省（区、市）。省级层面尚未建立、但在地级层面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的有山西省长治市等21个市（区、州、盟、县），其中按月发放的有11个。（《中国经济周刊》6月8日）

　　尽管高龄津贴制度，个别省借口不知道发放标准很荒唐，但是，在目前制度落实难的语境下，公众倒觉得并不稀奇。然而，在媒体所报道中，所提及的两起农村农民因无人照料被活活饿死事件，却引起公众与网友的深思与热议。

　　高龄津贴制度，虽然是民政部最近几年，创新一个制度，但由于它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它的覆盖面小，全国80岁以上老人仅有1805万，因此，笔者觉得，高龄津贴作为养老制度“补丁”尚可，倘若让它担任重任，恐怕难以胜任。从这两起农民死亡的安全中，我们认为，架构起9亿农村农民养老“防火墙”——农民退休制度，比起建立保障面狭小的高龄津贴制度，更具普惠性。

　　所谓农民退休制度，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机制。倘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尽管从2007年起国家在农村推广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有3451万农村居民受到“普照”，但是，其覆盖面仅占农村全部人口的4%。这意味着，96%的农村人口仍旧处于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状况。

　　应当说，就目前而言，我国架构农民退休制度，宜早不宜迟。一方面，农村老人依靠家庭和土地养老的模式亟待改变。民政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达到50.7%、82.2%。而现实中，大部农村老人难以依靠家庭或土地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大都勉强度日，生存条件极度恶劣。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学者胡星斗语）。

　　基于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现状，笔者觉得，要想尽早架构农民退休制度，就目前来讲，至少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出公共政策。国家应组织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我国农民养老保险方案，不妨先搞试点，然而，待条件成熟后，再推广全国。

　　其次，筹措资金。对于农民养老金可从两方面筹措：一是由农村农民自己拿出一少部分；二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一定比例直接拔付。具体讲，倘若为1.1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提供普惠制的退休制度，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地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为每月100元至300元，全国大约需要2千多亿元，相当于一年全国6万亿的财政收入的3%，以中国现有的财政实力，完全有能力负担的起。

　　最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早在1891年，丹麦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33年，国际劳动组织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残疾保险、农村遗属保险纳入了保障范围。如今，比中国经济落后的印度也为65岁以上农村老人提供每月5美元的养老金，越南则提供大米保障。这些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很有必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因地制宜地拿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