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对此，中央又出台了哪些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

　　陈锡文：农民增收的问题，有一个阶段性。过去，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供给不足的时候，“三农”工作的重点就是保供给。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具体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增产和增收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农村工作和任务，我们开始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了。从2004年到2009年这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8%以上，这个速度历史上也不多见。2009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与2008年相比，农民增收差不多近400元，增收幅度很大。但是和城市相比，确实收入差距还比较大。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从2009年到2020年，这12年中农民的收入要以2008年为基数翻一番，这就意味着年均增长差不多6%。这两年都做到了，但以后的难度还是很大。

　　促进农民增收，主要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城镇化水平，逐步减少农村人口，相应地提高农民平均拥有的资源要素数量。二是要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特别是像近几年的补贴政策，农民非常欢迎，实际上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三是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改善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和生活费用。

　　警惕大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带来的问题

　　记者：不管是推进城镇化，还是发展现代农业，都面临土地流转的问题。现在土地流转已经很普遍，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很多，这需要我们在政策上作怎样的完善？

　　陈锡文：在土地流转问题上，我觉得前一阶段一些媒体的报道有些误导，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才提出土地可以流转，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在1984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就提出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可以说，从有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就一直是允许流转的，就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要依法自愿有偿。

　　由于存在着误解，有的地方土地流转在这一段时间突然加快了，这里面有自然成熟的因素，但不容忽视一些地方强力推进的因素。对土地流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讲了“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利益。只要坚持这三个原则，土地流转是允许的。

　　当然，更深入一点，还要考虑到土地流转之后，经营主体到底是谁？为追求一时的效率，把农业的经营主体更换了，短期可能有好处，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不利于保护农民权益。由谁去经营农业，设不设限，我国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2001年中央18号文件里有一句，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的承包地。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好。不提倡，但没有禁止。为推进规模经营，有不少地方对于引进工商资本经营农业很热衷。公司企业大户去了，把农民土地租赁过来，效率肯定高，因为它的投资大，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对市场也比较了解。但问题是大公司不可能把原来种地的农民都雇用过来，剩下的农民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光考虑到了农业的效率问题，没有考虑到农民的转移、农村的稳定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我们的任何一种做法都不能只考虑“一农”，而必须统筹考虑“三农”。

　　对于大资本进入农业生产不设限，我觉得非常危险。土地流转是必然要发生的，区别无非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发生，还是在外力的干预下发生，二者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讲规模经营，说到底不是地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把人转移走，那么规模经营就水到渠成；如果不解决人的问题就折腾地，那就跟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没什么两样，那是在自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