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月，各行各业该做年终总结了，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最困难的一年”，我们有许多东西需要总结，比如农业部“200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暨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的活动安排也是在12月要进行总结表扬。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个农民和一个企业，不经意地扔出俩炸弹。这俩炸弹本身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我们对它们太熟悉了，一个叫“瘦肉精”，一个叫“三聚氰胺”，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不恰当”的时候出现的这种不给面子的“爆炸性事件”却并没有引起“爆炸性效果”。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变得如此冷静？难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件真的能够冷静了吗？但愿！但愿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事件面前不再简单地骂生产者、经营者“没良心”，而是能够从屡禁不止中转变思路，“瘦肉精”和“三聚氰胺”不是一个农民一个企业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哥本哈根的“碳经济纠纷”中去领悟它，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调结构促消费”中去认识它。我们应该从“调结构”的思路出发，去寻找解决“瘦肉精”和“三聚氰胺”问题的长效机制。

　　畜产品生产是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因此，在畜产品生产的利益链条上能不能给农民一个合理的利益区间成为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中是否把农民利益当回事的一个试金石，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空间大、利益空间大、投资热度高的产业中，利益博弈越来越白热化。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地区，一些产业，逐步在快速发展中表现出“去农民化”现象，使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越来越难以分享到产业的“发展利益”。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农业大产业都在搞产业化或者叫产业链。一亩地的产出，要面对村企、镇企、县企、国企、外企，大小资本之间的博弈，体现的是利益的走向。

　　奶业高速发展的这些年就是农民在与乳企争夺产业发展利益的过程，是跨区域的大乳企与地方小乳企争夺发展空间的过程。“倒奶”、“杀牛”，这是农民的抗争。当然，也有个别农民和个别企业不这样抗争，他们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使用违禁药品。

　　12月10日，陕西省公安厅公布，金桥乳业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案件已成功破获，涉嫌污染的5吨奶粉目前已全部追回查封，涉嫌犯罪的陕西金桥乳业公司总经理刘平及两名员工已被检察机关批捕。2008年10月，金桥乳业生产的两个批次5吨全脂淡奶粉被陕西省质监局检出含三聚氰胺而封存。2008年11月，刘平在这些产品中做了手脚，向泾阳县质监局提出复检申请，复检为合格产品。2009年9月，刘平将5.25吨问题奶粉重新包装成5吨全脂淡奶粉，销往广西某公司，11月初，被该公司检出含三聚氰胺。后经陕西省质监局再次对5吨200袋奶粉逐袋检测，有11袋三聚氰胺超限。为啥“三鹿”死了，三聚氰胺还活着？金桥乳业这5吨问题奶粉，给人的刺痛并不亚于“三鹿”给社会的伤害。问题是一年后还能再出现这样的事，质疑企业、质疑质监部门意义已经不大了，要质疑的是整个乳业发展体制是否健康。就在乳业刚刚恢复的今天，奶源之争已经抬头了。

　　养猪在价格大起大落效益无保障的时候，有些不明真相的养殖户把赚钱希望寄托在“瘦肉精”上。今年，猪市逐渐步入稳定发展轨道，生猪质量安全事件几乎绝迹。然而，牛来了。12月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牛药惊现瘦肉精”着实让人震惊。黑龙江绥化市的部分农民以“科学养牛”的名义在育肥肉牛出栏前的两个月饲喂“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仑特罗。让人震惊的是，在三令五申、专项整治之后，盐酸克仑特罗在我国这样一个“肉牛生产优势区域”里还可以“整箱批发”，该药的销售、使用，整个链条都没有遭到“破坏”，而这些凭肉眼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是否喂了“瘦肉精”的肉牛进入流通环节后“走全国”。其实，牛有今天也并不奇怪，我国肉牛养殖业的发展越来越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今年4月，我国产牛肉产品先后两次被韩国有关机构检出含“瘦肉精”。有关机构今年5月曾组织了一次“瘦肉精”侵袭牛肉的专项调查。为啥“瘦肉精”侵袭了牛？因为不如此养牛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