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清，被认为是距离农村大地最近的学者之一。对于目前中国的“三农”、城市化、城乡差距、土地流转、农民工进城等问题，他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独特看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用脚丈量中国土地，遍访广大农村，倾听农民声音。一部《黄河边的中国》，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
　　曹锦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途径，是建立在大量调查和实证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目前一股脑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也很难取得成效，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国情基础之上，要考虑就业、土地使用、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问题，要城乡统筹兼顾，遵循市场本身的力量。
　　近日，CBN记者与曹锦清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
　　制约农村发展症结：人地高度紧张
　　CBN：当下农村问题很受关注，中央也将建设村作为重要工作部署。目前关于“三农”问题，主要是围绕农村城镇化、农民收入和城乡贫富差距等话题展开。你认为目前农村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曹锦清：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确实比较难。在我的视野中，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二是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农村，三是东北地区的农村，剩下的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
　　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其实主要集中在我所划分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农耕社会，在小块土地上沉淀了大量的劳动力，形成了人（耕）地关系的高度紧张，这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最基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也将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症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民收入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户家庭经济重心以及就业重心都发生了转移，江浙地区尤其明显。地方财政收入重心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农户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工厂，有些农户就直接成为工商业主，完成了原始积累，可以到全国各地发展。农业税很多地方都已经不收。由于乡镇经济发达，旧的合作医疗制度长时间保持。
　　而在我界定的中部地区就发展得比较缓慢，尤其是以县域为中心的农村，农业占了很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没有在县域之内发生转换。分田到户之后，原来依赖集体经济的两个制度很快解体，一是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二是原来的教育制度得不到乡镇企业经济的支持，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都落在了农民头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加重，教育费用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由于大量的承包制小农，土地收入非常有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到工商业去谋求非农收入。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西部省份出现大量劳动力输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
　　减负还有空间
　　CBN：人地紧张的现象，短时间是很难解决的。在你看来，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目前农村的现状呢？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曹锦清：由于受限于中国地理环境和大部分地区农业小作坊生产方式、家庭承包责任制等情况，要突然改变目前农村现状，大大提高农民收入，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在多个方面努力，逐渐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提高农民收入。
　　2004年，我国GDP达到10万亿元规模，财政收入是1万亿元；而2008年GDP达到26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规模。这其实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良好时机。于是中央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领乡村。中央宣布， “农业补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原始工业积累基本结束，第一个举动就是农业税全部取消。到2006年末，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官方统计：向农村少收税费达到1200亿元。
　　减负之后，农民不能因此致富，但是已经改善传统国家和农户的关系，提高农民对政策接受度和支持度。
　　第二个举动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农民负担转为国家负担。义务教育原来是农民自己承担，2007年、2008年之后，国家财政对农民承担责任。这个负担减得比较厉害。东部沿海省份由地方财政出，官方规定的中部地区，中央出60%；西部地区，中央出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