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江西、安徽两省开展的“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拉动农村内需”调研。金秋季节的赣江之滨、江淮大地，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稻谷飘香，从江西南昌到上饶的公路两侧，到处都是农民新建的一幢幢三四层的楼房。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江西、安徽的实地调研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两省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不动摇，肩负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不动摇，粮食生产连续5年获得大丰收，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些肩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生态双重责任的粮食主产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却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粮食主产区的干部群众负重前行，默默无闻地坚守在粮食生产第一线的奉献精神令人钦佩。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隐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而农业依然是我国的弱质产业，农业基础不稳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较弱，种粮比较效益低，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拉动农村内需互为因果关系。破解这一问题的路径，我认为，应该重点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瓶颈问题。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要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合理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调动主产区政府、干部和种粮农民三方面的积极性。一是要建立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只有善待农民，让种粮农民能够达到或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实现农民稳定增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充分发挥保护价政策的托市作用，引导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标准，改进补贴方式，使惠农政策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长期制度。

　　二是要调动主产区地方政府以及抓农业干部的积极性。我们调研的鄱阳、蒙城、涡阳等县都是粮食生产大县，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传统的农耕地区。然而正是这样一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农业大县，在发展粮食生产中遇到了最普遍而又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 即粮食大县往往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主产区陷入种粮越多、包袱越重、财政越穷的怪圈。这种逆导向的机制，不仅拖了地方经济的后腿，挫伤抓农业干部的积极性，还直接制约产粮大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能力和保障水平，最终从根本上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

　　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力度，鼓励粮食主产区按照功能区定位的要求，发挥农业比较优势，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按照统筹区域发展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努力缩小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积极探索在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建立利益平衡协调机制，加大对主产区生态补偿力度；改革粮食主产区干部考核机制，根据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建立完善的差别化政绩考核体系，纠正单纯GDP导向使粮食主产区干部边缘化问题。

　　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

　　在涡阳县小麦亩产千斤示范基地，我们见到了有“安徽的袁隆平”之称的小麦育种专家刘伟民，他培育的皖麦38，成功地解决了以往小麦高产、优质不能兼容的矛盾，还具有较好的抗灾害能力，很快在全省得到了推广，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在凤台县，我们参观了致富能人的立体生态综合种养园区，既从源头上保证了食品安全，又提高了附加值，亩均综合效益达到上万元；在蒙城，我们考察了通过土地流转实行综合开发的种植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在调研中，我们切身感受到，在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后备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粮食生产的最大潜力在于提高单产。因此，应加大财政的投入，鼓励农业科技人员继续在粮食优良品种和高科技生物技术研发及应用上取得突破，向科技要粮；通过有序的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最终使中国农业走上依靠科技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