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去年底，我们在贵州湄潭农村做了为期半个月的“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调查结果与社会多数人的想象大相径庭。一般认为大量农民工返乡必将给农村及周边城镇带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社会治安问题将因此恶化。但是调查表明，我国农村内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吸纳和消化掉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后果。返乡农民工一般集中在以下三类事情上，一是务农，继续操持原来的农业活，二是操持家务、看管孩子，三是做建筑工人，在附近建筑工地打工。前两种活路虽然聚集的劳动力不多，却是农民工返乡后之所以能够稳定心态、没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关键，其基础是稳定的土地制度和柔性的农民工角色。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集体所有，农民拥有长期的土地使用权，能够自由流转，但不能自由买卖。我们调查的湄潭县农村是全国最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试验地，并由此推向全国农村。当地农村土地流转的概况是，在农民工举家外出务工时，可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在村农民耕种，大部分需要租金，现在一般为一亩地200斤大米，还有少数是送给人家耕种。这两种情况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土地并没有流转“死”，就是说流转期一般为一年，一年满后主家可以收回，若不收回对方可继续租种直到收回为止。之所以不是签定长期流转合同，农民考虑的是若打工不成，还可在短时期内回来种地。此次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更加深了农民对当地土地流转的地方性共识的认可。

　　农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扮演着工人的角色，而回到农村做农活及操持家务则是重新归复农民的角色。返乡农民工特别是30岁以上一代农民工对角色的瞬间转换比较容易适应，说明农民工的角色期待和扮演是柔性而非僵硬的。柔性的角色期待在大量农民工返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民工不会因从工人到农民的角色转换不过来，造成不适应感，从而带来社会的紧张。正是因为角色的柔性，返乡农民工能够在新的角色扮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很快适应和摆正心态。

　　湄潭农村调查显示，在返乡男性农民工中，大部分都是在附近做“泥水工”，即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或大工，小工一天挣30至40元，大工70至80 元。几乎想去工地干活的人都能找到相应的事做。可以说，当前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大量返乡农民工相当一部分被消化在建筑工地上。不仅湄潭农村最近几年在大兴土木、修建楼房，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兴起这样一股建房热潮。在湄潭农村，建房热潮之所以会在这段时期兴起，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关：一是扩展居住空间的需要。打工若干年后，孩子从几岁成长为青少年，男孩、女孩不能再挤到一堆，因此客观上需要建房子。二是与打工周期相关。一对夫妻在经过5-6年、7-8年的打工后，积蓄了建楼房所需的至少一半以上的钱，再借一部分就完全可以将楼房修建好，因此这个时候有资金、有能力、有胆量建房子。近年农村几乎95%以上的楼房都是这样建起来的。三是当地村庄面子竞争的需求。可以说人们之所以能在前两个基础上大兴土木，很大部分原因是处于村庄面子竞争的压力，人们生活于村庄当中，不得不回应这样的一种压力。

　　这样，农民工返乡带来的过剩劳动力，就逐步被农村自身给吸纳。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占多数的是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稍少。政策应着重考虑的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很不一样，他们一般在16到30岁之间。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面向在城市，亦没有村庄面子竞争的压力，没有家庭责任，无须建房子、赶人情等。因此他们一般在城市经营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子，赚到的钱也为此而消费，极少流入农村。第二代农民工最大的资本是年轻，工厂喜欢雇佣这些无须支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年轻而反应快捷、手脚灵便，较第一代农民工更适合于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作业。因此第二代农民工也就更容易在城市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事实上，2008年上半年回来的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在下半年有不少人就已经返回城市并再次找到工作，他们的示范效应让其他年轻农民工更加对自己再次回到城市没有疑问。

　　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容易对打工“死心”，不再抱幻想，因此容易因“死心”而回到农村，不构成对中国城市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第二代农民工有精力有活力，能够经得起资本的剥削，受资本的青睐，在城市容易找到工作。金融危机倒闭了诸多夕阳产业，使许多就业岗位流失，但流失的这些岗位更多可以看做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岗位，当他们“死心”回到农村之后，无须再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而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岗位则因第一代农民的被“挤出”而能够有更多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