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地时间12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农民工目前再就业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在大都市，而不是在内地小城镇，更不是农村。中国的政策重点和资源使用重点，应该是帮助农民工在大都市实现再就业。

　　文章摘录如下：

　　在“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的压力下，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黑龙江、福建等地的各级政府都在努力举行各种活动，帮助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这包括：举办专场招聘会，引导就地转移就业；免费进行技能培训；补助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企业；降低返乡农民工自己创办企业的成本等等。

　　但在春节后，随着返城农民工人数的迅速上升，在沿海和大都市地区，也不断地出现着另一种声音。如“劝导在上海确实难以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解决自己的生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等。

　　笔者甚为赞赏中国内地政府的努力，但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农民工再就业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在大都市，而不是在内地小城镇，更不是农村。中国的政策重点和资源使用重点，应该是帮助农民工在大都市实现再就业。

　　鼓励农民工自我创业

　　首先，中国的大都市地区既是中国现有的就业比重最高的地区，也是就业潜力最大的地区。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地区，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制造业基地。这里聚集着众多个产业集群，形成综合的研发设计服务、零部件制造配套服务、维修保养服务、物流配送服务、财务法律服务、生活保健服务、娱乐休闲服务等等。

　　在这些地区，每年既倒闭几万个企业，辞退几十万员工，也在新生几万个企业，新雇用几十万至上百万个员工。

　　其次，中国在这两年的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组合中，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是最大的两块，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地铁、轻轨、城际铁路、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生态环境改造等等，都是向着三大都市圈和其他如重庆、成都、沈阳、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都市圈倾斜的。

　　当务之急，改善人口密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减少污染，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讲，都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投资带动的就业，主要是农民工。

　　再次，鼓励农民工的自我创业，不仅在家乡地区，而且也应该可以在都市圈地区。农民工在家乡地区的创业具有熟悉的环境，但也有市场规模较小的制约因素。

　　在都市圈地区的创业，特别是对在这些地区已经工作过多年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也已经熟悉了市场、资源，开始建立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更有一个容易起步的较大的市场规模。

　　中国的大都市居民的工作区和生活区的饮食、生活、保健、休闲、废品回收、上门的家庭维修和清洁服务等等，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些职业，和新加坡一样，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去做，只有依靠农民工和外来工去开拓。

　　农民工只剩“头上一顶帽”

　　在概念上让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中国的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经走上非农产业的，但还持有农村户口的一个群体。它是中国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在市场经济中本来没有农民工。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现的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农村。他们不仅成了上海人，而且成了新中国成立的政治基础，和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批技术力量。

　　而现在，由于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还继续存在，由于社保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的全国统一，城乡统一还难以一步到位。生在农村的居民不得不还继续戴着这一顶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特殊的帽子，尽管他们同样也已经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并已经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20%。

　　特别是应该看到，在现代中国的农民工的队伍中，出生在70年代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农民工”的比例正在越来越高，出生在90年代的也正在开始出现。

　　这些农民工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后，就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或建筑业，服务业的队伍，从没种过地，一点都没有种庄稼的知识，他们衣着新潮，视野开阔。他们还能被称为是农民吗？他们从头到脚都已经彻底地变了，摆脱不了的只是体制仍然给他们强加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