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宇

    说起母亲的布鞋，一股暖流遍及我的周身。虽然它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变化，早已退出了她曾拥有的舞台，但在我的灵魂深处依然是暖融融的一片。知命之年的我，特别想穿母亲做的布鞋，对布鞋怀有深深的情结。母亲的布鞋是攀援在我心灵上的丝丝情结，挥之不去的乡愁。

    在外婆的严训下，母亲的针线活没有拖她的“后腿”，从不会因针线活被人笑话。母亲出嫁后，便揽了一家人的针线活。那时正是大集体生产年代，她白天要去生产队里挣工分，回家还得饲养猪牛，只有晚上才能在煤油灯下加夜班做鞋。母亲供给着我们一家六口人的布鞋，与村里那些打光脚板的孩子们比，我是幸福的。

    母亲的鞋样（又叫模具）有很多种，男人的女人的，成人的儿童的，肥脚和瘦脚的，啥样式都有。春秋季多为单层帮布鞋，冬天就做棉花布鞋。鞋帮要内加衬垫，母亲在夏天就把衬垫制作出来，那个年代物资紧缺，母亲将旧布块收集起来，用小麦面熬成浆糊，将一块块零散的旧布粘连成一大块，视布料的厚度粘贴成两三层不等，然后放在烈日下暴晒，干后储藏起来备用。棉花鞋帮里面夹着一层厚厚的新鲜棉花，穿上它就像一个紧闭的蚌壳，严严实实地护着脚，再冷的天气都不怕。

    布鞋又叫“千层底儿鞋”。母亲做布鞋很辛苦，特别是纳鞋底，薄鞋底虽好扎，但不耐磨，很快就磨穿了底子。所以鞋底要厚，厚底扎起来就非常吃力了。没有扎鞋机，全靠用双手将针穿过鞋底，然后将针头上的麻索带过去，两针才能在鞋底上形成一个结实的“线点”。一针复一针，一双成人的鞋底要缝制不下400针，麻索把母亲的手磨得火烧火燎地疼痛，慢慢地就形成了一道道血痕，有时候痛得母亲把伤口放在嘴里焐着，盯着被血染的麻索和鞋底，无奈地一声叹息。

    有一次，我刚穿上她做的新布鞋，就将鞋帮的面料刮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母亲伤心地对我说：“你以后干脆光脚得了。”她猛地将刮破的布鞋朝院子外扔去，面对母亲的责备，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母亲用心血凝结成的布鞋，而我却不知道爱惜，她怎能不发火呢？我悄悄地把布鞋捡回来，恭恭敬敬地放置在鞋凳上。不几天，母亲将破口巧妙地缝补了，我紧张的心一下子平静了。

    母亲是针线活的高手，因此她帮了不少村里人家的针线活，特别是有的人家儿女结婚，就少不了做很多的鞋，又叫“客鞋”。有男方亲戚的，有女方亲戚的，还有媒人两口子的。一般选择在端午后的悠闲日子，那时地里的农活儿基本上做完了。母亲就被男家或女家邀请去做“客鞋”，男女两家人互相派些做鞋的能手，双方聚集在一起，少不了十天半月的功夫。这是四川大巴山里的一种习俗，“客鞋”做完了，意味着这门亲事光明正大，双方可以去政府扯结婚证。

    我和妻子已经确定了婚姻大事，理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可妻子为什么愁眉不展？原来是每对婚姻登记的新人，需遵守政府的规定，给当时在云南老山前线作战的人，赠送一双布鞋和两双鞋垫。妻子因自己做不来布鞋，害怕去乡政府婚姻登记，母亲从箱底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让我和妻子顺顺当当地去领了结婚证。

    婚后，妻子诚惶诚恐地对我说：“我不会做布鞋，恐怕挨骂。”说这话的时候，正好被母亲听见了，母亲对妻子浅浅一笑，说：“我有那么凶么？”看来，妻子真的为自己不会做鞋犯愁了。

    改革的步伐似和煦的春风，荡涤着古老的大巴山，封闭的巴山蜀水旧貌换新颜。我们这些山里的娃，在衣着打扮上开始追逐时尚，觉得母亲做的布鞋老土，将布鞋高高地挂在土墙上。我们穿着锃亮的皮鞋或雪白的球鞋出入村庄，将山外的新鲜事物和蓬勃的生机带进山里，给古老的大巴山注进新鲜的血液。母亲知道我们不是“嫌弃”她做的布鞋，而是时代在变化，孩子们在接受新鲜事物。她也知道，自己的思想不能僵化，必须紧跟着时代的变革步伐。

    妻子欣喜若狂：“天助我也，以后再也不用做布鞋了。”自那以后，村子里真的很少有人穿布鞋了，母亲也没有教妻子怎么做布鞋。现在母亲年逾古稀，偶尔拿出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沓子鞋样，抚摸着，沉默不语，望着天空中的一群展翅飞翔的大雁，好像在追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