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养猪业虽然长期被定位为中国经济的边缘行业，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求的增加，也随波逐流浊浪汹涌跟随经济的步伐，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需求的增加推动着养殖结构的改变，规模化养殖应运而生。可悲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养猪大国，却没有适合规模化养殖的品种。引进，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最便捷的途径。普罗米修斯可以去天堂盗火，而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君子风度，每年都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引种，而且引遍世界各大洲。我们不但以“盗”为耻，而且不留“火种”，每年都重复引进，地方管理部门以引进为政绩，大型养殖单位以引进为荣耀。洋猪病这个“ 潘多拉魔盒”做为宙斯的礼物，就这样被捧回了我们这个国度。

　　本老倌改革开放伊始至今，都浸淫在养猪这个行业，本老倌所在地区有幸在八十年代就被命名为“全国十大出口猪基地县”。而养出口猪必须是“洋品种”，因此得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感受洋猪病的蹂躏。

　　----首先声明，本老倌既非养猪科技工作者，也非猪病研究人员，更没有接触过中国猪病研究史这个领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养猪农民，所述纯属个人感受，知识所限，片面难免。

　　本老倌最先见识“洋猪病”的淫威是1988年。当时我地有一个市级直辖的农场，所属的“集约化养猪场”是我县境内养猪的龙头老大，也算最早的“规模化”猪场之一。此集约化养猪场当年引进的一百多头母猪所产第一胎，全部是死胎或七奇八怪的弱仔，一百多窝仔猪最后成活的不到三十头。接着此怪状在全县各地开花结果，多数洋母猪的第一胎成活极少。但谁都没想到这就是细小病毒病，只认为是洋母猪肚子小，胎儿活动范围窄，因此不利散热而不能成活（因该批母猪第一胎生产适逢炎热季节）。出乎意料的是接着本地的大肚子母猪也不争气，第一胎成活率大大降低，可怜的猪农们这才意识到可能是一种猪传染病，而且可能是引种带来的“洋”猪病。

　　接着，九十年初母猪繁殖障碍病越来越多，不但初产猪，经产老母猪也空怀、死胎、怪胎频现，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人们才弄清原来是四大母猪繁殖障碍病中细小病毒、乙型脑炎（也称日本脑炎）、伪狂犬病在作怪，而四大繁障碍病中的欧洲型蓝耳病毒，在九十年代后期才被认识。

　　这四大引起母猪繁殖障碍的传染病，可以说都是国外引种的严重后果。为什么本老倌一口咬定都是国外引进的“洋”猪病呢？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很抱歉，本老倌不懂科学，更找不到科学依据，只是凭个人的感觉和经历做出的判断。

　　这得从本老倌与猪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由说起。本老倌父亲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的农民，做贩卖小猪生意多年，所以对猪的习性行为了如指掌，还能用中草药治疗猪病。所以在大跃进时代我们全家就被安排在集体养猪场从事养猪。本老倌从小在猪场长大，耳濡目染，对养猪有一定的了解。后又专业从事养猪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年，至少对本地区的猪病发展历史有一定的了解。

　　九十年代以前，养猪的技术相对简单得多，在猪病预防方面，只要做好当时所谓“四大病”（猪瘟、副伤寒、丹毒和猪肺疫）的预防就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说当时现有的复杂猪病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被认识和发现，有点说不过去，本老倌与猪为伍多年，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以本老倌姑姑家的一头母猪为例，据说饲养了八年，从没出现过流产和小猪死亡。乡邻都说姑姑家培养的一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儿子的费用，全靠这头母猪产生的收益维持。本老倌在集体猪场多年，印象中没见过母猪死胎流产，小猪死亡也很少，至于毁灭性的传染疾病，更是从所未闻。

　　即使在引入外国良种的初期，猪病也不是十分复杂。但后来随着引种越来越频繁，引种的数量越来越多，引种的地域越来越广泛，猪病才越来越复杂起来。

　　本老倌并非反对从国外引进良种，只是认为要有个计划，要有消化的过程，要有配套的应对新病种病原的措施。争相引进外国猪种的动力，是种猪生产的暴利，政府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打击炒作行为，打击种猪销售领域的虚假宣传，清理种猪引进和生产中的不规范行为，制止重复引种和乱引滥引。否则，中国养猪业将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