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国对引进家畜品种的早期利用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外的培育家畜品种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畜牧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和国外畜禽品种特性有深刻认识了解者，纷纷指出中国畜种性能的缺点，为引进欧洲的培育家畜品种造舆论。关于猪的改良和发展，吴英华最早对东北猪种改良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利用西洋之优良猪种固然是改良中国猪种的最有效途径，但是还应有优或次优之分，他认为巴克夏和波中猪适合于改良东三省的猪种。其他如王宗佑、李秉权、崔赞丞、莫甘霖、朱明等，都提出一些改良中国或某一地畜牧业的良策。他们还一致认为，要改良中国畜牧业，引进畜种是主要方面，但是首先应该对国内畜种进行调查，以发掘出适合改良的优良种群，然后选优汰劣或用外国纯种改良，最后固定繁殖，继而推广，达到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之目的。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还特地派员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关于“我国畜种改良之方针及具体办法”的报告，认为要改良中国的畜牧业，最为简捷的方法就是引用良种，畜牧产量就可迅速增长数倍。具体的是要用外国美利奴羊和中国寒羊杂交；用哈佛特牛改良中国黄牛，以获得役肉兼用牛；用荷兰奶牛改良中国黄牛以求得乳用品种；以阿拉伯马、英国纯血马改良蒙古马；用来航鸡改良中国鸡种；用约克夏猪和巴克夏、波中猪改良中国猪种。不管当时的这些建议是否都对，但是有一点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即欧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本地品种无法相比的。要想改变畜牧业的现状，引进欧洲品种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对欧洲畜禽品种的认识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少数人的超前认识，传播面较窄，实施受较多限制；那么民国时期对国外畜禽品种的认识，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引进改良已经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并付诸行动。

    中国近代的猪种杂交育种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半途而废，没有系统地坚持下来，从而也就未能育成一个标准品种，仅有一些杂交代数不一的杂种猪群存在。直接从国外引进的纯种猪，由于多种原因，也没有进行纯种自繁，所以也没有留下一些可以供继续用于改良的纯种猪只，留下的也仅仅是一些杂交后代。1917年《农商公报》统计表明，1914年中国北方6省杂种猪只达4万余头。显然这仅仅是1914年部分省市的记录，如果有更全面的统计材料，数量肯定会要多一些。以后随着引进的深入，特别是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杂种的数量会更多。但是不可否认，相对于当时中国总的养猪情况来说，这些数量较多的杂种群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杂种猪具备生长快，同时又具备耐粗劣饲料的优点，在一些地区逐渐为民众喜爱，一部分杂种猪后代被留种繁殖，形成了一批血统混杂的杂种群，成为后来进一步培育出特征明显的标准品种奠定了基础。

    2.4  猪新品种的选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平的环境，一些标准猪品种才逐渐育成。20世纪50年代，欧美对中国实行种质资源封锁的情况下，借助于这些杂种群，畜牧工作者经过周密的计划，育成了一些较具特色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宁安黑猪、新金猪、吉林黑猪、定县猪、上海白猪等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

    哈尔滨白猪的育成历史可以上溯至1840年，当时由俄国侨民带入一些俄国猪只进入东北，与当地猪种杂交，1923年又从加拿大引入巴克夏猪，后来日本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此后又混入一些约克夏猪的血液，逐渐形成了一批白色杂种猪，分布于黑龙江省中南部，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沿线。1948年哈尔滨香坊实验场从中选购一批白色杂种猪，利用其中的一头种公猪进行纯种繁育，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于1975年经鉴定育成了性状相对稳定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

    宁安黑猪、新金猪和吉林黑猪的育成，源于1911年日本侨民将巴克夏猪和约克夏猪带入东北，后来公主岭和金州试验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用级进杂交的方式进行改良，1945年级进至第三代后，这批巴克夏及高血杂种陆续散入民间，开始了无计划的自然杂交。到了4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含75%～87.5%巴克夏血液为主的杂种群。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有关单位在此杂种群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选育，育成了新金猪；在吉林则育成吉林黑猪；在黑龙江则以此为基础育成了宁安黑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