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1905年至1910年，西方人开始在市面上向中国人赠送一种名曰肥粉的化学肥料，同时逐渐在福建与广东两省进行销售。1913年之后，随着化学肥料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与使用地区的渐次推广，国人围绕化学肥料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主张大力进口并推广使用者有之，反对进口者亦为数不少。卷入争论的不仅有“中央”农矿部、各省建设厅与农矿厅、各级地方政府、各地农校与农业机关，还有洋行、经销商以及直接的消费者农民。他们以《农业周报》《农报》《实业公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刊为阵地，围绕化学肥料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这场论战发生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融汇之时，且值世界各国处于经济恐慌之时代，“莫不竞相提倡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巩固农业经济，以为立国永久之基础。……最关切要者，则为适宜肥料之施用。”（张范村：《管理化学肥料之真谛》，《浙江建设月刊》1933年第7卷第5期）因而，这场围绕化学肥料的争论既体现了时人强烈的经世情怀，亦充分展现出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

　　化学肥料之所以被反对，首先是基于其“洋货”属性，从而被视为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的一种手段。“帝国主义者外和而内险的变相侵略政策，却有比日本硬干手段还厉害的！这种政策是什么？就是化学肥料推广政策”（第秋：《危哉！舶来化学肥料之推广》，《农业周报》1930年第13期）。一旦国人习用化学肥料却又不能自主生产时，则农业利权尽操于帝国主义之手。为了实现侵略之目的，“外人调查时，明为视察商业”，实际上却暗中进行着地图考察与校对工作“以作军事上之需用，此种阴谋，颇含政治性质”（大中华农业改进会：《帝国主义侵略中之肥田粉事业》，《农声月刊》1933年第172期）。同时，大量化肥进入中国，已成为经济上一种隐患，“总计自民元至二十一年共28461102担，值洋83389838两”（马寿征：《化学肥料在中国之历史》，《浙江建设月刊》1933年第7卷第5期），金钱的流出让时人颇为惊惧。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之下，抵制化学肥料这种洋货便成为抵抗外敌侵略的一种表达方式，“除对于其肥料推广取绝对不合作主义以外，同时都步着可敬而痛快的壮举和声调，一致进行，不让他伸足于东海以西，以保全我农业要素的完整”（《拒绝舶来化学肥料》，《农业周报》1930年第18期）。在此民族情感支配之下，有些学者明知化学肥料对农业生产有所补益，亦强烈反对进口化学肥料。

　　其次，化学肥料在销售中存在着品种单一、优劣掺杂、标识不明、夸大其词等弊端。当时市场销售的化学肥料有蛾眉月牌、牛头牌、鹿牌、狮马牌等品牌，有肥田粉、粪精、饼精、灰精、骨精等名称，其主要成分皆为硫酸铔，对此洋行在销售时并未清楚标识，反而“以夸大之广告眩愚农之耳目”（陈方济：《对于人造肥料推广之管见》，《中华农学报》1926年第48期）。中央大学农学院曾对上海销售的泰山牌肥田粉、九牛牌肥田粉、人狮牌黑色和合粉及白色肥田粉进行化验，其结论皆是用之有损无益（蔡无忌、姚醒黄：《中央大学农学院复江苏省农矿厅函》，《农业特刊》1930年）。有些地方所售肥田粉存在“对于有效肥料保证成分不符”“有效肥料成分不按公式配合”等问题（矿产调查所：《卜内门蛾眉月牌完美肥田粉分析报告》，《浙江省建设月刊》1930年第34期）。加之奸商渔利，“每用劣质货品在市混售，农民罔知鉴别，利其价廉，误购劣品以致贻害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