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源农药的特点及其逐渐成熟的技术品质刚好适合解决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

　　我国植物源农药剂型结构尚不合理，制剂加工技术含量低，制剂配方筛选过程中缺乏对制剂功效性的关注和研究。

　　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5月17日，北京西长安街万寿路附近，在张兴入住的宾馆房间门前不时有人在等候。而让张兴忙碌起来的，是眼下让中国茶叶陷入困局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

　　从事植物源农药研究和应用实践多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教授张兴已进入不惑之年。

　　“前些年可没这么热闹，不少投资方和企业虽然很感兴趣，聊过之后觉得前景不错，但时机还不成熟。”张兴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植物源农药是生物农药的一种，在业界被认为是解决茶叶和多种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历经了许久的等待之后，植物源农药正步入茶叶种植这一主战场。

　　等待时机

　　谈起植物源农药，张兴非常兴奋。来到北京之前，他已辗转多个城市。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与合作方一直谈到深夜两点多。

　　正午的采访还未结束，已有寻求进一步合作的农药企业工作人员等在门口，希望和张兴边吃边聊。

　　“植物源农药的特点及其逐渐成熟的技术品质刚好适合解决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张兴指出。

　　所谓植物源农药，是指利用植物体内的次生代谢物质，如木脂素类、黄酮、生物碱、萜烯类等物质加工而成的农药。

　　这些物质是植物在长期繁衍生长过程中，自身防御功能与有害生物适应演变、协同进化的结果。其中多种次生代谢物质对昆虫具有拒食、毒杀、麻醉、抑制生长发育及干扰正常行为的活性，对多种病原菌及杂草也有抑制作用，是一类天然源的生物农药。

　　“与有机合成农药相比，植物源农药来源于自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邱德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对人和牲畜相对安全，对害虫天敌伤害较小，植物源农药具有选择性高、低残留和害虫不易产生抗性等优点，因此植物源农药具有广阔的市场。

　　据介绍，截至2011年4月，国内处于有效登记状态的植物源农药有效成分有22个，产品总数202个，印楝素、苦参碱、鱼藤酮、烟碱和除虫菊素等产业化品种已成为我国植物源农药产业的中坚力量。

　　近20年，我国植物源农药的研制相当活跃，已生产和实际应用了40多种植物源农药，生产企业有100多家。我国植物源农药的登记生产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已从1997年的20种，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种。

　　实际上，在出现“茶叶农残”事件之前，植物源农药在我国无公害农业生产中，已得到了较好应用。

　　据邱德文介绍，大部分植物源杀虫剂是防治蔬菜、茶叶、果树、中草药害虫的理想用药，部分杀虫剂在防治森林害虫、卫生害虫、储粮害虫和草原害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业链细节卡壳

　　多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坦承，与正在觉醒的植物源农药研究和产业化的意识相对应的，是植物源农药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市场销售中具体环节的问题，比如植物资源的来源。

　　邱德文表示，很多植物活性成分含量低，而对于活性成分含量比较高的植物，其野生资源又往往比较短缺，同时有的植物源农药还存在与中药材、香料产业争原料的局面。

　　作为张兴的合作方，鄂尔多斯(600295,股吧)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驼”）总经理李勇说，他们已认识到上述问题，正在尝试利用盛产于内蒙古的苦豆子来研制植物源农药。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我国植物源农药剂型结构尚不合理，制剂加工技术含量低，制剂配方筛选过程中缺乏对制剂功效性的关注和研究。

　　邱德文表示，目前国内登记的植物源农药制剂主要是乳油和水剂，其他剂型很少，对于当前发展较快的一些环保剂型则更是缺乏。

　　“在一些发达国家，同一种植物源农药往往有多种剂型，以适应不同作物。”张兴说。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简称“新朝阳”）董事长何其明认为，国内不少农业企业难以通过植物源农药获利，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其所能提供的剂型不够丰富，品种和服务也不全面，难以满足客户的全产业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