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中国工程院共同举办“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陈锡文指出，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硬件”建设，同时要把更大力量放在“软件”建设上。如果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不能解决，进城农民只能被边缘化、只能是“二等公民”。
　　陈锡文表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农民土地征收问题诟病非常多，征收范围过宽、补偿过低、过程不规范，对农民利益伤害很大，对此中央正在积极研究改革并试点；另一方面城市土地不合理利用对农民负面影响也非常大。
　　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重高
　　政府难以二次开发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企业的用地比重过高、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土地市场和机制的扭曲。很多城市除基础设施外，占地比重最大的就是工业用地。上海城市工业用地的比重超过30%，更不要说中小城市。在多年运行中，各地都采取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导致工业地价非常低。在这种畸形的工业地价体制下，很多企业囤地发财，甚至涌出很多僵尸企业，一去就收不回来。城市政府难以进行二次开发，于是不得不更多去征收农民的土地，更多从农民那里压低价格。
　　二是企业寿命并非很长，但批租给企业用地的周期却长得多。上海四级工业园区企业的存活期通常不到9年，但工业企业批租的土地是40年，很多企业对自己经营如何不关注，关注的是地价升值，据此囤地生财。
　　三是城市建设用地用途相互机械割裂，不能配套使用，造成非常大的浪费。经常有一些地方被称为“鬼城”、“空城”、“睡城”，建了几十万户住宅但没有产业支撑，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生活成本。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大批工业园区，但鉴于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只能用于生产性建设，没有任何生产服务和人民生活的土地，于是企业的成本高，老百姓生活非常不便，生活成本也提高。
　　重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
　　第二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农民如何真正转为市民这个问题实践到现在，已经看到难在公共财政给予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支付的不均等。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均等，造成了一道无形的墙，让农民没有办法进城。
　　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硬件”建设，同时要把更大力量放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软件”建设上。如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不解决，进城农民只能被边缘化、只能是“二等公民”。
　　城镇化中“乡村应该让城市更向往”
　　陈锡文回忆起五年前去上海世博会参观，当时一个宁波郊区村庄设的馆，打出口号“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个口号让很多人觉得口气太大了。“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句话可能没有说错”，陈锡文说。
　　中央最近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村形成新的产业链，已经初有成效，越来越多农村通过发挥自身的自然景观优势、人文历史优势都发展很好。仅仅乡村旅游，去年统计数字全国到乡村旅游人次达到12亿，超全国旅游总人次的30%，给农村带来收入3200亿，带动农民在乡村旅游方面就业达3300万人。目前全国农村有200万家以上的农家乐，还有10万个以上的特色乡村。
　　未来农村发展未必会像过去想像的“空心化”，即使城市化达到70%的比例，还有30%的人在农村，至少4亿多人在农村生产生活，不建设好讲不过去。现在各地发展很不平均，确实有相当部分农民为自己转不成市民而苦恼，但也看到很多农民已不屑于当市民，他们觉得自己那里的生活比城市好。正是这样，结合世界经验和自己实践，城镇化概念本身需要做一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