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化的最终结果是造就新的微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系统进化的基本因素是涨落或突变，在微观世界里，涨落最终表现为量子的涨落，而量子的涨落是随机的，非线性的。因此，微观事件（如新的病原微生物的出现等）的准确预测从原理上讲是不可能的，但新的病原微生物的产生却是必然的。随着养猪业的不断发展，系统内外的涨落因子日趋丰富，系统形成时间进化上的各种新的有序结构（如猪与新的病原微生物之间形成的结构）的频率将越来越高。近十多年，新疫病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了过去，PRRS、PCVD遍布猪场；不仅AIV的H5N1型病毒可感染人，SIV也可感染人；副黏病毒的活跃也超出人们的预料，BEV（蓝眼病病毒）、N1PAH、Virus（尼帕病毒）也开始兴风作浪。至于CFSV弱毒株、由肠冠状病毒演变而来的呼吸道冠状病毒是否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新的病毒物种谁也无法判断。不言而喻，新的病原微生物的产生与养猪业大发展密切相关，并给养猪业带来极为沉重的警示，那就是：同任何物种过度繁衍一样，必会招来天敌（病原微生物是猪的天敌之一）对其制约。在人类保护下，生猪过度繁衍自然没有豺狼虎豹等天敌的制约，此时病原微生物充当杀手应是自然规律的必然。

　　2006年夏秋季发生且至今仍连绵不断的疫情证实了这一论点

　　2006年之前若干年，我国生猪死亡率就一直居高不下，约在20％左右，以庞大的存栏数与死亡数换取了第一养猪大国的称号。尽管人们采取多种手段（疫苗、药品等）减少死亡，但收效甚微。究其原由，是没有从系统的进化论上，从系统中繁杂要素的复杂关系上即产生疾病的根源上思考问题，采取措施。大自然已经给了我国养猪业多年警告，遗憾的是，人们不但没有中止养猪业的数量发展，反而加快了扩张的步伐，终于酿成2006年夏秋疫情的大暴发，总体死亡率远远超过常年。

　　生猪大量繁衍必将与人类争夺不可再生资源―――生存空间

　　保护野生动物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使不少地方野猪大量增长，野猪毁坏庄园，攻击人畜之事不时见于报端与电视，人们在报批后不得已进行计划捕杀。这是野猪与人类争夺不可再生资源―――生存空间的范例。

　　家猪的大量繁衍虽然不可能发生毁坏庄稼、攻击人畜的事件，但是，它们一样会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那么，它们以什么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呢？

　　其一，以人、猪共患病的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前面所述的猪链球菌致死人类的事件等无不向人们警示着生存空间争夺战的开始。可以大胆试问一下，随着猪病原微生物的变异与进化，某些猪病会像人类免疫缺陷病病毒那样大肆侵害人类吗？

　　其二，猪群自身疫病不断，以自然减负的方式求得生存猪有相对大的生存空间。在系统进化状态尚不能以猪、人共患病方式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时，猪群会用自身减负的方式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的竞争虽然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但却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失；猪群在自然减员过程中，会致使猪病原微生物系统的进化速度加快（新血清型、新亚种的出现等），并且极可能向侵袭人类方向进化。

　　其三，在众多猪病的威逼下，人们意识到需要给猪更大的生存空间，出现了“生物安全”一词，将猪场建在半径1.5km~1.0km无人烟的地方。这一事实证明，在人、猪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中人类让步了，以牺牲人类生存空间去换取猪业的发展。尤其是个案的成功激发了人们相继效仿。一个常年存栏6000头的猪场，需要至少3km2的无人烟地域。一个产粮县土地大约有2000km2，若年出栏80万头肥猪，需要80个这样的猪场，占有240km2的土地，并且是具有生存条件的土地或荒地，这恐怕是极不现实的。若是三点式养猪，要求更苛刻，点与点间相距至少1km，以点为中心3km半径内应无人烟，同样是存栏6000头的猪场则需要28km2的土地空间。我国生猪存栏近5亿头，需这样的土地约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5个产粮县的全部地域，等于半个湖北省，此为国情不容。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猪业，人类必然要承担这种生存空间竞争的巨大风险，而生存空间的竞争是可怕的，因为在人类保护下的物种过度繁衍，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原生态环境下的物种自然竞争状况下过度繁衍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综上所述，我国养猪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惑，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对猪这一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国土、空间以及资源（水、粮食等）到底能承载多少生猪？人们应以何种方式构建中国的养猪业？是数量型还是质量型？人们应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养猪业的风险最小化？怎样才能保证我国养猪业持续和谐（包括与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凡此等等，都是人们应该认真思考、必须回答并付诸行动的严肃的社会问题。